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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內容摘要：文章指出，作為新興經濟體，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應側重于轉型，將其作為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步驟。此次金融危機中我國及時出臺了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取得了顯著成效，我國經濟復蘇速度令人矚目。然而“非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適時退出決定了危機時政府政策的成敗，因此我國在判斷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時應充分考慮民間投資、失業率及國際環境等條件。

在各國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國家的經濟態勢都有所好轉，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復蘇速度令人矚目。然而這些經濟刺激政策始終屬于“非常規”行為，當經濟體具備了正常增長能力時，經濟刺激政策必須適時退出。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時機決定著危機中政府政策實施的成敗：退出太早，經濟尚不具備自發增長能力，復蘇后續乏力，很可能前功盡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流動性過剩，推高了初級產品價格和金融資產價格，引發通貨膨脹。

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應滿足的條件

我國自200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及時出臺了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取得了顯著效果。我國外貿出口在經歷了連續三個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轉正”，同比增長17.7%，當月出口值位居歷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個百分點。雖然全國物價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兩個月回升，分別同比上漲了0.6%和1.9%。在對我國經濟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況下，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應該以怎樣的方式退出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

要判斷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須明確這種政策的“過渡”性質。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造成我國出口萎縮，消費需求不旺，民間投資信心不足，經濟增長緩慢。經濟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投資、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為幫助經濟重回高速增長的道路。因此衡量經濟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慮一國經濟的內外部環境是否已滿足如下條件：

（一）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達到協調增長

2009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224846億元，其中大部分為國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公路、鐵路、機場等基礎建設項目投資。政府主導的大型國有企業成為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主體，政府投資的增長速度遠遠大于民間投資的增速。而民間投資作為一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遠動力，只有一國經濟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時，市場和投資者才會恢復信心，民間投資才會被拉動起來。在經濟下滑期，國有經濟的性質和能力使其擔當起擴大國內投資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重任，但當經濟情況好轉后就要引導民間投資迅速跟進，唯有雙方實現協調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證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后市場繼續保持穩定的投資需求。

（二）就業增長實現與經濟增長同步

失業率是衡量一國經濟運行狀態的重要指標，解決就業問題也是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各國政府實施經濟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務。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超過60%，而出口企業多為勞動密集性產業，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滑帶來的必然是就業需求的減少。“就業是民生之本”，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勞動者就不能分得社會生產的成果，更不要說達到通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這將有礙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進行。而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就業的同步提升，我國長期存在著高增長、低就業的經濟現象。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在20世紀80年代，GDP每增長1%，可增加240萬個就業崗位，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只能增加70萬個。因此在“促增長”時更要“保就業”，在衡量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標時失業率比經濟增長率更具意義。

（三）歐美等主要經濟體發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信號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經濟受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貨幣金融政策的影響很大。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收緊是我國調整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外部條件。因為如果在國際金融政策仍很寬松的情況下，我國過早上調利率必然會引起國際游資的注入，抬高樓市和股市的價格，帶來資本市場的泡沫。同時也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國內剛剛復蘇的出口企業帶來不利影響。但是也要防止退出過晚，否則長期的低利率水平帶來流動性過剩會流入資本市場，國外資本也會趁機流入。

我國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歐美等金融市場十分發達的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中“非常規”的經濟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發達經濟體長期以來財政赤字的壓力已經使其無法更多的使用財政手段來拉動經濟，他們主要側重于運用貨幣政策手段有針對性的對拯救對象進行扶持；而在新興經濟體例如我國不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壓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資拉動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尚在成熟和完善過程中，國家在實施經濟刺激政策時除了運用貨幣政策拉動經濟高速增長外，重點在于順勢運用財政政策手段對現行經濟增長方式進行結構性調整。因此在討論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時，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退出即對其支持政策進行有步驟、有針對性的撤減。而我國的退出應為轉型退出，借應對危機順勢轉變我國的經濟結構，使其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甚至是政治體制改革過程中的重要步驟。

縱觀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現階段國際上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仍在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我國雖然經濟增長態勢良好，但經濟增長主要靠政策拉動，支持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不強，再加上產能過剩問題沒有解決，在此背景下我國仍需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這并不意味著政策實施一成不變，事實上我國的經濟政策始終隨著國內外形式相機抉擇進行微調。在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漸進性，有針對性的靈活退出。

參考文獻：

1.巴曙松.鞏固經濟刺激成果防止經濟“二次探底”[J].理論導報，2009（10）

2.謝鵬，劉洪，丁宜.經濟刺激計劃何時退出[J].金融博覽，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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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企業；內部控制；問題；對策

內部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強企業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其基礎是企業內部分工；其核心是一系列具有控制職能的方式、措施及程序。它是現代企事業單位在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時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控制機制。小企業是國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經濟和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建立和完善小企業的內部控制制度具有與大中型企業同等重要的意義。然而，許多小企業的內部控制問題非常突出，進而影響了小企業的經濟效益，阻礙了小企業的發展。

一、小企業內部控制存在的問題

（一）對內部控制重視不夠，認識不足，內部控制成為擺設

很大一部分小企業家都是依靠機遇和冒險精神開始逐步完成原始積累的，而國有小企業的領導很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部門調過來的，他們往往不太重視內部控制，對內部控制缺乏了解，內控意識不強，認為內部控制的建設和管理會制約企業的發展。雖然也有企業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但沒有認識到其是一個動態的系統，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企業業務的拓展，原先完善的內控已不再適應企業的發展，當其出現問題時沒有及時加以糾正。甚至有的企業在不了解其自身情況的前提下，照搬其他企業的內部會計控制制度，把建立內部會計控制的目標定位在應付上級部門檢查上，不能很好地落實執行，形同虛設。

（二）不相容職位沒有分離，崗位設置缺乏牽制

在小企業中，由于企業規模小，企業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慮，盡可能少用人，用能人，經常出現一個人來承擔多項工作，這其中就出現很多不相容職務于一身的情況。開票、收錢、填憑證、審核、記賬都由一個人來完成，從表象上看似乎步驟減少了，時間節省了，成本下降了，殊不知，這種違規操作既不能真正提高企業效率，還可能導致企業資金流失，滋生貪污舞弊行為，給企業的資產安全帶來很大的隱患。

（三）內部審計弱化，外部監督不足

小企業內部通常沒有建立相應的內部審計機構，有的企業雖然建立了內部審計機構，企業的負責人“家長式”、“一言談”的工作作風，認為該機構的職責就是找“茬”，因此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約，很難公平、公正的開展工作，無法真正發揮監督的職能。而小企業的外部信息使用者主要集中在政府、金融機構和稅務等部門，由于其信息使用者較少，因此外部監督的力度和次數都明顯不足。這就造成了企業內部管理混亂，私設“小金庫”現象普遍，坐支現金，賬證、賬實、賬表不符，違規違紀，弄虛作假現象嚴重。

（四）風險控制非常薄弱

我國許多小企業對于來自外部的風險機會沒有控制，對于2008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很少有企業采取規避匯率風險的措施，導致出口外貿的企業由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出現很大的虧損。2008年下半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機，許多的中小企業由于資金鏈的斷裂，加上財政政策銀根緊縮，融資困難，許多的中小企業都倒閉

了。

二、完善小企業內部控制制度的對策

（一）職責分工控制

職責分工控制一般指不相容職務分離控制。所謂不相容職務，是指那些如果由一個人擔任既可能發生錯誤和舞弊行為，又可能掩蓋其錯誤和舞弊行為的職務。不相容職務主要包括授權批準與業務經辦、業務經辦與會計記錄、會計記錄與財產保管、業務經辦與稽核檢查、授權批準與監督檢查等。對于不相容的職務如果不實行相互分離的措施，就容易發生舞弊等行為。不相容職務分離的核心是內部牽制，因此，小企業在設計、建立內部控制制度時應明確職責劃分，做到既不留死角又使各個崗位和人員之間不交叉、沖突，應讓每個員工了解自己的工作和要求，應當明確授權部門和人員的權限，禁止越權，并制定有明確的獎懲辦法，對違反企業管理制度的員工按規定進行處罰，在不能做到職責劃分的情況下，應當加強事后的檢查監督。

（二）授權批準控制

授權批準是指企業在辦理各項經濟業務時，應該經過規定程序的授權批準。批準形式通常有常規性授權和臨時性授權之分。常規性授權是指企業在日常經營管理活動中按照既定的職責和程序進行的授權，用以規范經濟業務的權力、條件和有關責任者，其時效性一般較長。臨時性授權是指對辦理例外的、非常規易事件的權力、條件和責任的應急性授權。小企業應該建立授權批準體系，明確授權批準的范圍、層次、程序及責任。

（三）會計系統控制

會計系統控制主要是通過對會計主體所發生的各項能用貨幣計量的經濟業務進行記錄、歸集、分類、編報等而進行的控制。其內容主要包括建立會計工作的崗位責任制，對會計人員進行科學合理的分工，使之相互監督和制約；按照規定取得和填制原始憑證；設計良好的憑證格式；對憑證進行連續編號；規定合理的憑證傳遞程序；明確憑證的裝訂和保管手續責任；合理設置賬戶，登記會計賬簿，進行復式記賬；按照《會計法》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要求編制、報送、保管財務會計報告。對于小企業首先按照《會計法》要求設置會計賬簿，不做假賬，其次記賬、出納、保管等不相容業務，應盡量由不同人員擔任，如人員有限，也應保證管賬的不管錢，管錢的不管賬，同時應建立復核制度。

（四）預算控制

預算控制的內容涵蓋了企業經營活動的全過程。企業通過預算的編制和檢查預算的執行情況，可以比較、分析內部各企業未完成預算的原因，并對未完成預算的不良后果采取改進措施，確保各項預算的嚴格執行。在實際工作中，預算編制不論采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法，其決策權都應落實在內部管理的最高層，由這一權威層次進行決策、指揮和協調。小企業應當建立預算控制，確立預算目標，并組織實施，輔之以對等的權、責、利關系，由內部審計部門等負責監督預算的執行，對預算執行的好壞進行獎懲。

（五）財產保全控制

小企業應嚴格限制未經授權的人員對資產的直接接觸，只有經過授權批準的人員才能接觸該資產，一般情況下，對貨幣資金、有價證券、存貨等變現能力強的資產必須限制無關人員的直接接觸。定期對實物資產進行盤點，并將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進行比較，盤點結果與會計記錄如下一致，可能說明資產管理上出現錯誤、浪費、損失或其他不正常現象，應當分析原因、查明責任、完善管理制度。妥善保管涉及資產的各種文件資料，避免記錄受損、被盜、被毀，對重要的文件資料，應當留有備份，以便在遭受意外損失或毀壞時重新恢復，這在計算機處理條件下尤為重要。有條件的小企業應對資產投保（如火災險、責任險等險種）增加資產受損后的補償機會，從而保證資產的安全。

（六）內部報告控制

內部報告控制是為了提高企業內部管理的時效性和針對性而實施的控制。小企業應當建立內部報告控制制度，要有反映部門、人員經管責任，且形式、內容簡明扼要信息反饋迅捷高效的內部報告。常見的報告方式有例行報告、實時報告、專題報告、綜合報告等。常見報告類型有資金分析報告，包括資金日報、借款還款進度表、貸款擔保抵押表、銀行賬戶及印鑒管理表、資金調度表等；經營分析報告；費用分析報告；投資分析報告；資產分析報告；財務分析報告；特定內容專報等。內部報告可以是日報、周報、月報、季報、年報等。小企業一旦建立了內部報告控制，企業領導能很快地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就能對所面臨的問題快速做出反映，并做出決策，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

（七）信息技術控制

小企業在信息時代中要生存，特別是進入WTO后，信息技術尤為重要。小企業應實現內部控制手段的信息化，盡可能地減少和消除人為操縱的因素，變人工管理、人工控制為計算機、網絡管理和控制，要加強對企業自身系統開發及維護人員的控制，還要加強對數據和文字輸入、輸出、保存等有關人員的控制，保障電子信息系統及網絡的安全。

（八）人員素質控制

人是觀念創新的根本和靈魂，企業制定經營目標，設置核算機制，都必須依靠人的創造性工作。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觀念，要求企業內部控制要充分發揮人的作用，依靠提高人的綜合素質、道德水準和法規意識，充分發揮控制者和被控制者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達到內部控制的最佳效果。內部控制的成敗取決于企業員工的控制意識和行為，企業領導者注重內部控制，注重對企業員工的研究，尊重員工的心理需求，強調溝通和管理交流，便能減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形成強大的企業合力，促進整個企業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三、結論

在我國加入WTO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及世界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機會與挑戰并存的情況下，小企業應根據自身的特點和發展的目標相結合，找出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只要各小企業重視內部會計控制制度建設，按照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標準不斷對其進行效益評價和修改，分析原因，總結經驗，結合自身特點來開展工作，各小企業將會建立與健全適合自身發展的內部控制制度，推進企業的發展，完善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增強企業的競爭實力，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小企業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也會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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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貨幣政策國際的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度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恢復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這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在貨幣政策協調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應對金融危機的協調與人們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獨立的矛盾也進一步顯現出來。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未緩解和全球經濟形勢變數增多的情況下,如何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關系、把握貨幣政策的導向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一、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經濟、金融領域國際協調的力度,拓寬了協調與合作的范圍。然而,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面前,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現實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上,國際社會就加強國際協調共同應對金融危機、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提高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達成共識。同時,中國提出的各國共同承擔責任應對金融危機,以及解決全球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保證發展中國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得到普遍認同。因此,從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層面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各國利益與權益的平衡,需要通過國際協調來實現。然而,在現實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國家的國家利益被無限“放大”,各種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難以調和時,國際協調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際協調的有效性,形成了國際協調同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認,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客觀上給世界各國經濟與金融帶來了嚴重的沖擊,每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都受到傷害。在金融危機加劇和經濟衰退預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適度的措施和手段應對并不為“過”,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國家利益對抗性競爭中運用轉移危機的政策手段,在損害他國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金融貨幣政策,就另當別論了。

按照博弈論(GameTheory)理論的核心內容,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貨幣政策的選擇是各國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時也是在國際協調與合作下參與國際事務中各國共同利益的博弈行為。國際協調與合作是為了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而國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國家核心利益不受到傷害。從當前不同貨幣政策取向和摩擦引發的國家間利益博弈現象看,如果不同貨幣政策博弈波動面擴大,只顧及國家利益至上而不考慮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國際協調的難度就會越來越大,國際社會非均衡局面也會進一步擴大。由此,當前有關國家貨幣政策的主流導向引發的一些問題值得認真思考。

當然,從博弈論的觀點出發,在金融危機情形下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機特定的產物,其發軔的內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國在通過相互協調與合作過程中為國家利益的實現而產生的普遍現象,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深層次關系。因此,在國際社會中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僅由來已久,而且將永遠存下去。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后,美聯儲便開始了直接購買商業票據的貨幣政策操作,并將其債權轉給美國財政部,再由財政部以減免企業債務的形式,向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注資入股。由此可見,美國“救市”計劃的部分是依靠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合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減免票據、券債等債務的形式推行“救市”計劃。特別是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美聯儲陸續出臺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同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實施的購買公司債貨幣政策也已相繼出臺,由此美國等西方國家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更加明顯。美國等西方國家“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今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內容和性質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較強的保護行為的操作性,最為核心和耐人尋味的是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相繼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是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體現,與世界各國不斷開展的國際合作背道而馳。從經濟學的博弈論(也稱為對策論)含義看,不同政策的出臺是帶有一定的對抗性,在現實經濟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無處不在。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應對金融危機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在當前金融危機的環境下經濟領域的博弈更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向,就是經濟學博弈論的典型理念,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此可見,盡管全球性金融危機超越了國家范疇,國際協調的加強顯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中,由于牽扯到各方利益問題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現實國際社會中表現得更為突出。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將如何演變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如果國際金融與經濟形勢繼續惡化,特別是如果西方國家遲遲不能從危機中擺脫出來,西方國家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金融與貨幣政策保護主義的范疇,加大國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圍的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將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升級”。

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貫穿于國際社會各個領域的普遍性和綜合性現象,是較為隱性和富有彈性的范疇,需要從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的各個角度去加以思考,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關系進行更深層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對國家利益的無限“膨脹”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實現世界各國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維護本國利益,這是當下世界各國不可回避的重要選擇。

二、不同貨幣政策下國家利益的博弈

與此同時,同樣是應對金融危機和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中國“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不僅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也是國家利益博弈戰略不同貨幣政策的選擇和取向。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與“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定量”是發行貨幣的“定量”,貨幣發行的變量是依據貨幣的發行能否緩解危機的惡化,而不考慮潛在通脹的風險;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角度適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力度的調整是可控的,貨幣供應的變量是依據市場的發展變化而定的,適時把握潛在通脹風險的因素。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通過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銀行自有資金或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大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潛在的風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在銀行方面通常表現為信貸投放增長過快,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和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適度寬松”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貨幣政策的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由此可見,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狀況持續惡化的環境下,不同貨幣政策的博弈關,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利益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是當前各國面臨的、不可回避的新問題。因此,處理好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維護本國利益的同時加強必要的國際協調,不僅是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利益的訴求,也各國利益的所在。從國際關系的角度看,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存在著相同的利益對立與依存關系,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利益主體與共同利益都離不開雙方的存在與合作,共同利益是通過國際協調與合作實現的,也是通過博弈來完成的。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深化的情況下,經濟、金融領域相互協調、合作與日俱增。人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沒有廣泛的國際協調與合作就不可能創造出最大限度的價值,世界各國在追求和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必須學會從全球整體角度審視國際協調與合作同國家利益的關系問題,維護國家與人類的共同利益。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

兩次G20倫敦峰會提出,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金融機構體制,使它們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現狀并加大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發言權。這一觀點的提出,使改革當前國際金融機構體制的呼聲再次高漲。而回顧以往的歷史,每次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必然醞釀著國際經濟、金融的重大變革,導致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甚至是重組。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博弈的體現。

當前,國際經濟、金融正經歷著全面危機,對于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國際社會普遍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而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成為改革的焦點。但美國、歐元區與新興市場國家也必將在救市的風險和成本分擔,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以及國際金融機構體制變革等方面展開激烈的博弈。

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觸動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主導地位。因此,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爭論也逐漸演化成國際間的博弈。另外,從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建立及其演變過程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內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經濟和金融的實力,換句話說,誰擁有強大的經濟和金融實力,誰就擁有更多的發言權,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國際金融體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現實情況,當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博弈主要體現在三種力量和三個方面的較量:一是長期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美歐發達國家內部的權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經崛起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要求改變現狀和維持原有秩序不變的博弈;三是在國際協調中各種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實上,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機帶來沖擊也各不相同,因此,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如美國就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相對“冷漠”,美國最關注的是如何推動各國進一步聯手擴大市場資金投入以刺激經濟復蘇,而并非金融體系的改革;德、法等歐洲各國與美國不同的是,他們較為熱心于國際金融體系和全球經濟結構的改革,強調加強金融監管,對國際金融體系中美國方式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進行全面改革;中國、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國家,則對提高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發言權和地位、改善國際金融和經濟環境、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刺激經濟恢復等現實問題更為關注。

國際金融體制改革取決于主要大國相對實力的變化。而在現有國際經濟、金融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特別是美國經濟及其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沒有失去的情況下,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仍將面臨重重困難。回顧歷史,自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國際金融領域也曾有過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補補或是改良,并未觸動體系的根基。與此同時,國際金融領域不止一次因各種原因爆發金融危機,令世界各國都深受其害——西方國家并沒有因資本主義優越性而擺脫繁榮與衰退輪回的“宿命”,也沒有因主導國際金融體系而避免金融動蕩,相反,金融領域卻問題成堆,甚至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而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因西方體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沖擊,相反卻一次次受到傷害。其實,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很早就曾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更是引起了有關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的重視,并多次呼吁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國家卻反應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機,西方國家受到重創,才真正感受到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嚴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終于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要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就離不開對國際金融權利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發言權和地位的調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變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不合理與不協調狀況,這無疑會觸及到各方的實際利益,困難可想而知。正因如此,盡管目前有關國際金融會議和有關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地位需要進行調整已達成共識,但可以預見,未來一旦改革進入實際性的操作階段,各種力量在權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將會更加激烈。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遇到的難點依然是解決失衡問題,其中包括兩個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經濟、金融失衡。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一種常態,這種失衡的主要表現就是各國國際收支出現不平衡。一個有效的國際金融體系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當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不平衡時,調整責任的認定及調整責任的分配。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乃至“牙買加體系”之下,調整責任都是由不平衡的雙方國家共同承擔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作為不平衡的一方,經常實質性地承擔了部分調整責任,到了“牙買加體系”時,美國就從來沒有承擔過這種責任。

二是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失衡。在現有的全球經濟、金融管理機構中,特別是作為國際金融體系重要管理機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里,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意見始終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體現,導致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在歷次金融危機中處于極為被動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發達國家“擺布”,或者在國際金融機構“援助”條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條件。因此,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中,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希望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通過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分量,改善國際金融體系中發言權與地位分配長期失衡狀況。

另外,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當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增大了金融風險,使金融體系出現了更多新的不穩定因素。各國政府在進一步完善本國金融管制、維持金融秩序穩定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調整,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因此,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各國的協調與合作需要找到一個各國利益的平衡點,使國際金融體系的重新構成相對合理,而不是一味強調誰來主宰國際金融體系。

四、我國貨幣政策的導向與責任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關系領域中,國家利益博弈戰略的選擇成為當前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應對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成為國家利益博弈競爭中的犧牲品。當前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對實體經濟的沖擊,既有全球性危機的性質也有國家安全與利益范疇的現實,應對金融危機政策選擇上的國家利益博弈在國際間已然浮出“水面”。

對擁有超過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然超過1.2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的余地,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適時選擇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入手。其一,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二,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不明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其三,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現實和長遠利益。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我國現行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

篇(4)

一、關于旅游供求層次問題的分析

旅游經濟的運行實際上就是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矛盾運動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旅游供求研究幾乎成了每一位旅游經濟學者的理論研究重點，同時也是解決旅游經濟實踐問題的理論基礎。為了探尋增長點戰略下旅游經濟的有效增長，我們先對旅游供求層次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2]。

先分析旅游需求。旅游需求產生的最基本決定變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時間和旅游動機。在三個變量同時得到滿足時，旅游需求就表現為現實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有可能進入旅游經濟系統：

l當有相應的外界旅游供給保證時，現實旅游需求能夠得到完全充分地實現，這部分旅游需求可以稱之為符合意愿旅游需求。

l當沒有相應的外界保證時，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時間不能完全消費，產生旅游需求剩余，這部分剩余就是非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

l從跨區域甚至跨國界的角度來看，由于政策限制、旅游者向往的目的地不在我國開放目的地國名單之列等原因[3]，有一部分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無法到達其消費傾向目的地，這時旅游者只能在限制的地域空間內實現其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可稱為強制替代旅游需求。

l符合意愿旅游需求和強制替代旅游需求合成實現了的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真正進入旅游經濟系統循環。

從長遠來看，三個基本變量中旅游支付能力和余暇時間不能同時得到滿足時，旅游需求就以潛在旅游需求的形式沉淀下來，可稱之為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加上非意愿性潛在旅游需求構成總的潛在旅游需求，這部分旅游需求只有在下一次旅游時才可能轉化成實際旅游需求，也有可能會流失（主要是入境旅游需求）。

旅游供給也可以分為相對應的幾個層次。不同的是：

l有一部分強制替代的旅游供給具有實現的不穩定性，比如由于三星級飯店在旺季時無法滿足旅游者的需求，從而使得一些四星或二星飯店的客房成功出租，但是一旦旅游地的三星飯店建設得到發展，這些二星、四星的飯店就可能再次淪為少人問津的旅游供給；這種狀況在旅游需求爆炸式的涌現的時候表現地尤為明顯。比如1999年國慶期間的得以實現的旅游供給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強制替代旅游供給，這部分旅游供給在節后的實現很可能遇到困難。

l無效旅游供給具有存在的長期性，比如有些旅游飯店已經嚴重虧損，但是由于存在各種退出壁壘，這些無效旅游供給將會長時間地存在于旅游飯店市場，并將對供給市場的競爭有效性產生負面影響，成為削價競爭的根源之一。

從上述對旅游供求層次的基本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新經濟增長點戰略條件下旅游經濟有效增長的路徑框架。

二、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路徑框架

通過對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的內含層次分析，可以發現，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給都能進入旅游經濟循環，入境旅游需求可能流失，國內旅游需求可能沉淀；有些旅游供給不但不能促進旅游需求的實現，而且可能攪亂旅游供給市場，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由于總量與結構問題始終存在，所以經濟增長必須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入手，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要想使旅游經濟能夠有一個持續、有效、快速地增長，一方面必須著力促進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另一方面必須保證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推動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一）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所謂旅游需求的有效化，就是要盡可能減少潛在旅游需求在旅游需求轉化過程中的比例，并且使潛在旅游需求盡快地轉化為旅游經濟進而國民經濟的現實推動力量。促進旅游需求有效轉化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

1995年我國實行周五工作制后國內旅游的蓬勃發展的現實表明，有充足且集中的余暇時間對旅游需求的市場化十分重要。現在既然已將旅游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就需要旅游需求的實現能夠跳出城市周邊和短途旅游方式，從更大程度更大范圍地帶動經濟增長。因此更多的市場化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長、更集中的余暇時間。關于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問題，在近期可以借鑒國外的連休制度來推動旅游發展，比如日本的“快樂的星期一經濟復蘇計劃”，美國的靈活安排休息日的方法；中期則可以在現行勞動工作制下，通過靈活安排每周休息日來相對增加可用于旅游的余暇時間，比如單周休一天半雙周休兩天，從而將每周多出的半天在通過適當的方式集中用于旅游；遠期則必須立足勞動用工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切實實行帶薪休假制度，探究進一步縮短勞動時間，增加余暇時間的有效途徑。

2.增強旅游支付能力

居民旅游支付能力的增長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進行改革。既然要讓旅游業發揮國民經濟新增長點的作用，旅游業本身就會有強烈的政策需求，政府應該考慮對旅游產業提供充足的政策供給：在消除儲蓄黑洞時給旅游消費一些支持政策。比如是不是可以利用加薪設立旅游專用戶頭，實行先消費后報銷非現金付給制度？是不是應該重新認識公費旅游問題？是不是可以給予國家企事業單位每年一定金額的職工國內旅游專項資金（當然資金的使用要有嚴格規定）

3.著力于國內與出境旅游需求的有效化

鑒于政策影響的有效性，旅游需求有效化的重點應該放在國內旅游和國民出境旅游上。從我國旅游企業的國際化進程與國民經濟的要求兩個方面來看，出境旅游還不能象旅游發達國家那樣引致國民旅游消費的貨幣回流。所以有效化的重中之重是國內旅游。對于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重點——國內旅游的發展，國家旅游局已經有了一套比較完整的促進措施，包括產品體系、市場體系、經營體系、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內容[4]。國內旅游發展的政府主導戰略也已付諸實踐。

4.大力發展國際入境旅游

我國旅游產業的發展面臨的是一個舉國競爭的現狀。雖然我國有許多壟斷性旅游吸引物，在國際旅游市場上不存在完全替代性，但替代現象的存在也是不容質疑的，而且因為出游距離、旅游成本、旅游需求的變動性等因素，這種替代將會產生嚴重的后果——可能該旅游者多年以后才會再涉足該區域，甚至不再涉足該區域。所以我們在積極發展國內旅游的同時一定要繼續重視大力發展國際入境旅游：

l在國際旅游市場上樹立國家整體旅游形象[5],提高旅游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l對目標市場國進行卓有成效的促銷，防止促銷中的走過場與

l深化基于旅游吸引物特征的面向國際市場的旅游產品的開發

l實行旅游購物出口退稅制度

l簡化短期旅游簽證并在更多的口岸實行落地簽證或72小時免簽制度

當然，潛在旅游需求激發起來，形成現實的旅游需求后，要想使這些現實的旅游需求能夠真正地對旅游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即完成現實旅游需求的市場實現，則還需要旅游供給方面的保證，這也就是要有合適的旅游產品的供給，只有市場上旅游供給有效，旅游需求才能得到滿足，才談得上需求的有效。

（二）旅游供給的有效性與有效化

旅游需求具有多樣性、發展性、多變性等特點，尤其是在買方經濟下的“消費者第一”的新世紀，需要不斷地有新的旅游供給增長來滿足不斷出現的旅游需求的增長點，但是這些新增旅游供給能不能有效滿足旅游需求呢？這就產生了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問題。在以往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經濟發展總是在重復著這樣一種狀況：增量不斷地轉化為存量，存量不斷地僵化，經濟的發展于是需要更多的增量來支持，于是形成了一個“增量—存量—僵化—增量—存量”的惡性循環現象。存量在經濟中總是占絕對比重，所以如何有效配置經濟存量是一個普遍的問題，對旅游產業也是如此。

因此，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對旅游供給提出了兩方面的要求：切實保證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積極促進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1.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

從旅游需求的層次轉化過程中可以發現，旅游需求之所以沒有轉化為旅游行為，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沒有得到旅游供給的保證，所以旅游供給的增加是必要的。旅游供給的增加是旅游產品的增加。旅游供給增量首先是表現為作為資本物化的旅游產品生產能力的增加。因此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將涉及：

1.1旅游吸引物的開發

發展旅游產業必須有適應旅游需求的旅游產品，旅游產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吸引物。所以，為了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首先必須考慮的便是旅游吸引物的開發。

1.1.1吸引物類型的選擇

旅游吸引物的類型基本上可以分為自然吸引物、人文吸引物、特殊吸引物等三種。作為旅游者最核心的消費對象物，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是有不同的消費者指向的：不同的旅游吸引物會形成不同的旅游體驗；即便是針對相同的旅游吸引物，具有不同知識架構和審美背景的旅游者也會形成不同的旅游體驗和評價。所以在開發新的旅游吸引物的時候就需要考慮旅游目的地國（地）的目標客源市場發展狀況，在小國或島國旅游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更多地考慮外源性的客源市場發展狀況，但是象中國這樣的大國發展旅游業，國內旅游才是旅游經濟的堅實基礎，所以尤其要顧及本國（地區）旅游者的成長狀況。

1.1.2吸引物區位的選擇

我國旅游業是在一種非常規的發展戰略指導下發展起來的。表現在旅游吸引物開發的區位指向上就是“輕中西，重東部”的格局。這種“市場距離[6]”思想指導下的開發思路對我國旅游產業基礎的建立、規模的形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在現階段，在旅游產業確立新經濟增長點地位后，這種吸引物的開發思路也應該相應有所改變，形成“穩定東部，著力中西”的新格局。這種格局的提出符合我國政府開發西部的大戰略和擴大內需的大方針，也符合國內旅游者的“圈層輻射[7]”模式，同時，也符合我國旅游吸引物的資源稟賦和我國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當然，中西部旅游大開發應采取何種模式、方略仍值得細細探討，這是21世紀中國旅游業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

1.1.3吸引物開發方向、規模、程度的選擇

度假旅游、生態旅游似乎已經成為世界性潮流，那么我國旅游吸引物開發的方向是不是跟隨潮流呢？這里首先要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堅持市場（或項目或產業）贏利空間與本國（或企業或目的地）贏利能力相結合，市場贏利空間是本國獲得高贏利的重要前提，本國贏利能力是實際高贏利的重要保證。較大的市場贏利空間往往能夠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或地區或企業）獲得較大利潤，但是如果旅游目的地（或地區或企業）自身有較強的贏利能力，則即便在較小的市場贏利空間內仍能有所發展；如果自身的贏利能力較弱，則即便在較大的市場贏利空間中也難有作為。這就是旅游產業發展的國際競爭力問題。在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條件下，一定要改變以往那種將吸引物的壟斷性等同于資源優勢、將吸引物優勢等同產品優勢、將產品優勢等同于競爭優勢；以為吸引物的壟斷性天然會導致旅游經濟優勢的觀念。當然，也不可否認吸引物在旅游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

另有研究結果表明，不同的旅游產品存在不同的吸引半徑：游樂型旅游產品具有地區性吸引力，度假型旅游產品具有區域性吸引力，觀光型旅游產品具有全球性吸引力。因此，我國旅游吸引物開發的方向是否可以考慮仍以觀光型旅游產品為開發主方向，輔以文化教育型的度假產品（可多考慮西部地區），再以其它多樣化旅游產品為配套的較合理的產品體系。

人造旅游吸引物，尤其是主題公園的建設開發要注意保證適當的開發規模，造成集群效應，使吸引物能有效地被組合到旅游生產力體系中去。這一方面是旅游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要求，適當的經濟規模可以降低成本；一方面是因為人造旅游吸引物首先是一種注意力經濟，如果不能引起潛在旅游者的注意，則價值的補償根本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通過有鮮明主題的公園的集群建設，可以在較小的空間轉移成本的狀況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效用。

1.1.4吸引物的保護

在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戰略下，旅游吸引物的保護問題已經引起了廣泛關注，但是我們認為，要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去分析、探討旅游可持續發展問題，旅游吸引物的保護應該是開發性保護，正如旅游業21世紀議程中所說的，在看到旅游業發展給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旅游業對環境的有效作用，真正樹立這種辨證的思想對旅游經濟增長點戰略的實現至關重要。

1.2旅游企業的進入

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持續的企業進入是保持經濟活力的根本。阻止進入不是解決供給過度的根本，要想使新進入企業效率更高，不再復制重復建設的悲劇，方法只有一個：使現存企業能高效率地存在。當然，企業進入策略中依然要解決相應的選擇問題。

1.2.1進入時機的選擇

1.2.2進入規模的選擇

以飯店為例。從投入產出狀況看，高星級大型飯店的盈利狀況要優于其它類型飯店，那是不是新進入的飯店應以此為最優選擇呢？其實，現在的“追星”、“求大”現象某種程度上表明了投資者的不成熟性和非理性。因為他們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沒有以結構分析、實證分析的眼光看問題，忽視了強勢管理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3進入市場的選擇

這里的選擇包括投資者進入區域的選擇和進入目標市場的選擇問題。選擇的合理與否，從小處說將影響進入企業的成長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成長潛力及成長能力；從大處說這種選擇會影響整個市場的競爭狀況進而影響產業素質及旅游經濟增長的有效性。

1.3政策供給

1.3.1產業政策區域化原則[8]

要保證宏觀意義上的旅游供給增量的有效性，提升旅游產業的內在素質，保證增長有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防止旅游產業發展中的“一窩蜂”現象。也就是發展旅游產業要注意把握“產業政策區域化原則”，通俗地說，并不是每一個地區都適合發展旅游產業，更不是每一個地區都可以將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發展。如果不能處理好旅游產業規模擴張與內在素質提高之間的關系，勢必會影響產業的長遠發展。

1.3.2投資政策：投資約束機制、扶貧資金、以工代賑

“五個一起上”投資政策的利弊現在已經分析的比較清楚。在繼續執行“五個一起上”政策的同時要強化投資的約束機制，使資本籌集、資本運營、資本收益間形成捆綁式關系，實現投資行為的政企分開。

鑒于旅游吸引物的區域賦存特點，應該加強對這些旅游吸引物富集地區的有效旅游投資機制的研究，比如如何將扶貧資金的使用與旅游吸引物的開發很好地結合？比如如何將貧困地區人力資源轉化為有效投入？

1.3.3財政稅收政策[9]：財政支持、稅收返還、旅游稅

1.3.4金融政策：旅游企業上市資格、旅游建設債券

優先考慮旅游企業的上市資格，探索旅游建設債券的可行性，利用資本市場為旅游產業的新經濟增長點戰略提供資金保障。

2.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

資源充分有效配置是推動旅游經濟有效快速增長的前提。通過對旅游供給的層次分析發現，在旅游供給存量中存在無效配置的可能：

l在已實現的旅游供給中，強制替代部分旅游供給表現出脆弱性，這種脆弱性使得供給能力只是一種短暫有效的能力。

l短缺原則[10]導致的潛在旅游供給存在的客觀性，這部分供給能力顯然沒有充分利用。

l無效旅游供給由于高退出壁壘將長期存在，而且還將擾亂整個供給市場的競爭秩序，影響整個供給市場的配置效率。

考慮到旅游供給的有效與否只能通過市場來判斷，供給的有效化應該通過市場競爭來完成，構筑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供給有效化的前提條件。因此旅游供給存量的有效化的途徑包括：

2.1解決制約旅游供給存量有效化的瓶頸

2.1.1優化旅游產業結構

2.1.2優化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結構關系

2.2核銷無效供給

2.3構筑有效競爭市場結構

2.3.1供給市場的競爭現狀分析

我國旅游產業中供給市場的競爭表現為：“過度競爭”和“競爭不足”并存，在某些地區或城市、在某些旅游細分市場由于進入的旅游企業數量過多，以至于市場容量不足以支撐相應的旅游企業的生存“需求”，競爭異常激烈，常表現為“削價大戰”；同時在另一些地區或城市、另一些細分市場卻表現出相反的狀況。也就是說，我國的旅游供給市場表現為“非有效競爭”。

這種在旅游產業實際運行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是與市場結構中旅游企業進入與退出壁壘相聯系的，因此，構建有效競爭的市場結構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

2.3.2構筑規模經濟進入壁壘

主要途徑是旅游飯店的集團化、旅行社的網絡化。這是由旅游經濟的地域分割特性決定的。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飯店的集團化和旅行社的網絡化將再次成為理論研究的迫切課題。發展現實要求有關此類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實證研究而不是一如既往的規范研究。

2.3.3構筑產品差別化進入壁壘

構筑產品差別化進入壁壘主要通過品牌化戰略來完成。產品差別化壁壘是競爭走向高級化的重要一環。旅游產品的特性使得在旅游產業中研究品牌化戰略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旅游產品的品牌化應該依賴于企業品牌的創立。旅游產品的所謂保護，最根本的還是需要通過品牌戰略來實現。而且品牌的形成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在資金壁壘失效的情況下能夠更加有效地阻止無效進入。

2.3.4通過政府援助降低退出壁壘

由于企業從產業內退出時會產生沉沒成本，這部分沉沒成本如果由政府承擔一部分，則將能有力地促進一些企業的退出，從而改善市場效率。

2.3.5通過企業援助降低退出壁壘

通過企業間的兼并、聯合和集團化等方式，完成產業內調整，即完成產業內經營退出：經營區域退出和目標市場轉向。

（三）強化旅游產業營銷力度

在現實中，還有一部分旅游供給沒能進入實際旅游經濟系統循環，產生經濟效益，造成資源浪費，是因為信息傳遞出了問題，酒雖香，巷太深。所以旅游供給與旅游需求之間需要營銷這根紐帶。我們必須形成一套“能與境內旅游供給能力相適應，與境外旅游競爭對手相抗衡”的促銷機制，包括促銷費用的籌集，尤其是有限費用的優化配置：

1.利用資本市場籌集更多的營銷資金

1.1各地的旅游發展基金

1.2旅行社上繳的質量保證金

2.發揮有限的促銷費用的最大效用

2.1邊際比較基礎上優化預算地區配置

WTO在對109個國家的國家旅游局經費預算調查后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分配到特定市場/地區的花費與該市場/地區對目的地國的重要程度不一定呈正相關。比如日本只吸收了我國促銷費用的4.0%，卻占我國入境總人數的22.0%。眾所周知，我國旅游促銷一直面臨著促銷經費不足的難題，那是不是說我國應該削減在其他國家（地區）的促銷費用比例而增加對日本市場的投入？或者從日本市場節省一部分費用用于其它市場的促銷？對這個問題，即對某一地區的促銷預算的增減與否往往采取的是絕對值的比較來決定，而科學的方法應該是運用邊際產出的比較來決定增減與否。

2.2優化促銷預算在各促銷方式中的配置

3.聯合促銷問題[11]

3.1加快集團化步伐，使這種“剝削”現象轉化為“內部共享”

3.2設計一套有效的“有選擇性激勵”機制，以保護大企業的積極性

3.3考慮在各個地方先制定出相關的聯合促銷的法規、制度

3.4強迫各個旅游企業參加旅游促銷的聯合行動[12]

3.5增強旅游主管部門的促銷支付能力

3.6積極探索利用INTERNET等新的促銷方式[13]

四、結語

旅游產業新經濟增長點定位是起點而不是終點，如何把旅游產業真正地培育成國民經濟增長點是當前業界與學界的共同任務，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初步的基礎性分析框架，以此為戰略任務的順利完成起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與讀者諸君共同來完善之。

參考文獻：

1.張輝．旅游經濟學（M）．西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91

2.張輝．旅游經濟現象的深層思考（J）．旅游學刊，1996，11（6）

3.吳曉求．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4.厲新建．旅游供求非均衡與旅游經濟增長（D）．西北大學碩士論文，1999

5.秦宇．旅游產品優化研究（D）．西北大學碩士論文，1999

6.秦宇．旅游產品優化理論再思考（J）．旅游學刊，1999，14（5）

7.厲新建．旅游供求理論再認識（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2）

8.李樹民厲新建等．旅游聯合促銷的困境及突圍途徑選擇（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2）；旅游經濟（人大復印資料），1999（4）

9.魏小安．旅游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戰略（J）．旅游學刊，1997，12（5）

10.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1.何光暐主編．新世紀·新產業·新增長——旅游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研究（M）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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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與張輝、秦宇合作完成

[2]張輝是國內較早對旅游需求進行層次分解研究的旅游學者。Lavery在1974年提出effectivedemand、potentialdemand、deferreddemand等概念。

[3]到目前為止，我國公民自費出國旅游目的地僅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日本等八國。

[4]“旅游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戰略”魏小安《旅游學刊》1997.12（5）

[5]整體旅游地形象的樹立已經引起各個大尺度旅游區的重視，比如TourismManagement(vol.18NO.4June1997)曾刊登文章“MarketingEuropeasatouristdestination”。

[6]這種市場距離包括旅游目的地與旅游客源地之間的經濟距離和文化距離。在旅游客源的非促銷性原生性增長階段，經濟距離往往起著主要作用。比如在我國旅游業發展的初期階段，國際客源就是一種原生性的增長，基本沒什么促銷投入。

[7]所謂旅游客流的“圈層輻射”指的就是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選擇的一種常態。由于旅游者的余暇時間有限，尤其是旅游支付能力在一定時期內的限制，一般地，在旅游效用無差異或差異較小的情況下，旅游者總是先選擇離居住地較近的旅游地，然后隨著余暇時間和旅游支付能力的增強，逐進選擇越來越遠的旅游地。當然，這還與旅游地的生命周期以及旅游者的心理類型有關。

[8]不注意產業政策的區域化將導致吸引物開發非優化、資金配置非優化等問題，尤其是支柱產業熱由中尺度向小尺度蔓延的時候。

[9]魏小安在“旅游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戰略”（《旅游學刊》，1997，12（5））中已有相關論述。

[10]短缺原則與短邊原則不同：短邊原則暗示短邊供給總能夠在市場上找到相應需求；短缺原則表明由于存在結構錯位，無論是長邊供給還是短邊供給都不一定完全得以實現。

[11]由于聯合促銷結果的公共性，使得在這種集體行動存在著有趣的“智豬博弈”的現象，存在著小企業剝削大企業的狀況，所以造成小企業沒有能力、大企業不愿參與聯合促銷的困境。關于旅游產業內的聯合促銷的進一步分析詳見“旅游聯合促銷的困境及突圍途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