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文史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查索古來文化典籍，關于書畫史志的文獻不勝枚舉。其中，出自近代學者，動輒言以數十、百萬計的有關中國書法史、繪畫史之類的“磚頭式”著作，亦俯拾可見，面對這些豐富的書畫史籍，我們必須以科學而又審慎的態度，對之精心采擇、深度探析。毫無疑問，這是一條寂寞之道，身處當下“多元激蕩、誘惑叢生”的時代，尤其需要有沉靜的治學心態和百折不撓的向學之志。另外，中國書畫史籍每由文言記述，故而要求學人應當具備較為扎實的古代漢語、文史知識根底。由于書畫史籍行文往往旁征博引、譬喻叢生，有著顯見的跨學科特色，比如韓愈的《送高閑上人序》，既是優秀的古代散文作品，又是細膩而酣暢的書論文章；杜甫的《丹青引》《畫馬贊》，白居易的《畫竹歌》，則兼有詩歌與畫論之長。所以，以之為母體所展開的專項研究，自然形成一門綜合性學科。在文藝研究領域，若欲對某個綜合性學科的學術研究有所期許，則“駕馭者”非為廣覽而又深探的“雜家”不可。綜上所述，該專業領域對其研究者頗為挑剔，缺乏相應的“立體型”知識架構，要出成果是很難想象的。

目前，國內有高校專門設置“中國書畫史籍研究”專業者，其現實意義自然不言而喻。深入研探歷代遞續流傳下來的書畫史籍，本身就是在堅定地傳承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宏觀上看，中國書畫藝術在世界文藝時空中自成體系，有著獨特的技法、面貌與精神內涵，絕不容漠視、誤讀與遮蔽。而“求集眾說，羅群言，冶融摶結，依時代之次序，遵藝術之進程，用科學方法，將其宗派源流之分合，與政教消長之關系，為有系統有組織的敘述之學術史”②書畫史籍研究工作，無疑是中國書畫挺然輝耀于全球藝林的重要支撐。至于具體的研究方法，我國先賢的體例、角度及修辭，固當認真借鑒，同時，還應該本著全球視野和當代立場，對包括西方在內的最具科學含量與操作優勢的學術方略進行積極吸納、施用。只有這樣，我們的研究工作才能更有視域廣度與理性深度，更富生機與活力。

就筆者個人而言，對唐代書畫典籍一直有著濃厚的探究興趣。唐前書畫史籍，一是相對零散蕪雜、真偽交混；二是撰述手法不夠成熟，多感性呈示而少理性密織，并且數量上相對單薄。而李唐之后，時風移易，沉雄浩博的帝國氣象已一往不復，相應的書畫史論撰述，亦漸趨冗繁瑣碎。反觀有唐書畫典籍，豐厚開張，文質兼賅，無論體例還是觀點、語詞，都頗多可圈點處。就書論言，歐陽詢的《三十六法》、虞世南的《筆髓論》、李世民的《筆法訣》、孫過庭的《書譜》、張懷瓘的《書斷》、李嗣真的《書后品》、竇臮的《述書賦》、徐浩的《論書》、顏真卿的《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等；畫論則有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張璪的《文通論畫》、李嗣真的《續畫品錄》、張懷瓘的《畫斷》、竇蒙的《畫拾遺錄》等，都是值得反復披覽、細細研讀的精品。個中，筆者尤好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這部我國首部繪畫通史著作共有十卷，大體上看，可分為對繪畫歷史發展的評述與繪畫理論的闡述、有關鑒識收藏方面的敘述、370 余名畫家傳記三部分。搜羅詳備，論述精能，允稱唐代繪畫之“百科全書”，具有承先啟后的里程碑意義。

對張彥遠及其《歷代名畫記》的研究，在國內隨處可見，是畫史畫論治學方面的熱門課題。其中有羅世平先生的《回望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的整理與研究》（《造型藝術學刊》，2006年），此外還有諸如“《〈歷代名畫記〉繪畫美學思想研究》《張彥遠的藝術創作論傾向》《張彥遠評傳》等專著、論文散見于專業報刊。在山西臨猗縣，還專門成立了“張彥遠研究會”。

張彥遠茂才異等，畫論、書論駢美并善。《歷代名畫記》之外，還著有《法書要錄》十卷，輯錄了自東漢至唐元和年間的書法理論著作共39種，其中有的只存其目，實則只有34篇，“采摭繁復，后之論書者，大抵以此為據”。

對筆者而言，試圖在張氏書論、畫論思想之間的異同及其相互滲透影響等方面做一些比較研究，從這個學術角度切入，據知，不敢說絕無僅有，起碼尚屬鮮見。張彥遠條件優越、涉獵寬博，具有多方面才藝，不僅是書畫史論家，還是書畫家、書畫鑒藏家。數種身份之間，呈錯綜交疊狀。那么以《歷代名畫記》和《法書要錄》為剖析標本，對張氏書、畫理論體系的構建及其相互之間的融通脈絡進行盡可能客觀的描述與指認，同時厘清其藝術創作與鑒藏對理論的促動與依賴關系，在當下的張彥遠研究經緯之中，一定是一件有意義并且不乏挑戰性的工作，需要我們努力并進一層探索。

注釋：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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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演播空間

作者：admin2008-5-2619:13:17

開放的演播空間秦建偉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的中國電視業經過發展，競爭日趨白熱化，電視以全新的姿態走進千家萬戶，不論高度時效性的新聞類節目，還是綜藝娛樂性節目......優秀的制作與精美的包裝，再加及節目主持人充滿智慧的語言都對節目的收視率有非常大的影響。一檔優秀的電視節目需要制片人(導演)主持人(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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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演播空間

秦建偉

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的中國電視業經過發展，競爭日趨白熱化，電視以全新的姿態走進千家萬戶，不論高度時效性的新聞類節目，還是綜藝娛樂性節目......優秀的制作與精美的包裝，再加及節目主持人充滿智慧的語言都對節目的收視率有非常大的影響。一檔優秀的電視節目需要制片人(導演)主持人(演員)攝像燈光美術設計音響編輯技術等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才能更有效地完成整個片子的制作，演播室空間美術設計也是其中人非常重要的一環。

美術創作人員在得到一個演播室空間美術設計的任務時，醞釀最初的想法和形象化的概括，抓住對設計的獨特理解，逐步形成它所塑造的演播空間外部形象的具體想法和意向.意在筆先,避免機械地按照節目規定的空間提供一般化地環境設計，才能提煉與節目有內在聯系的造型因素，使空間成為一種潛在的語言,創造出僅靠人物語言動作無法充分表達的深遂意蘊。

在這里，我暫把演播室空間的設計分為六個角度進行分析:

一假定的空間

假定性系美學概念之一，假定性是一切藝術創作所共具的屬性，空間藝術中以抽象象征虛擬引喻，間接表現藝術的時空感。

演播室的空間也可以是一個假定的空間場景，通過不確定空間的指定性，體現節目風格，例如：鳳凰衛視的“楊瀾工作室”，是一檔以講述歷史長河中種種發人深省的故事、轟動的事件、才子佳人的傳奇，回顧歷史,給人以啟迪的欄目.,整個節目開始攝像機由上自下，由右向左緩緩移動，象征歷史文化的羅馬石柱屹立在運動著的藍天白云下，每一個柱子的中間都有一個電視屏幕，不斷播放著珍貴的歷史資料，主持人從柱子間慢慢走進鏡頭講述一幕幕動人的傳奇故事，這個假定的空間定位在一個變化的歷史長廊中，把一個古老的歷史廢墟景象搬到演播室，在這樣一個時空交錯的環境中，讓觀眾能更好地去了解過去的各種歷史。

二情感空間

不同類型的節目體現出來的感情基調是不相同的，一般節目的開始往往通過一段音樂，幾組畫面，幾行字幕，就可以讓觀眾了解整個節目的風格，環境的設計同樣也從背景到環境空間道具無不體現出某種特定的情感用語。亞洲衛視的[V]頻道，幾乎所有演播室的空間設計，都采用極度夸張的色彩，奇異的道具，再加上主持人新潮的發型及服裝，體現出先鋒音樂的存在空間，在這樣的氣氛中，肯定不會有嚴肅的故事發生。

三交互式的空間

談話式的節目中,演播室的空間設計目的是讓主持人與觀眾在一個開放的空間里迅速溝通，調動情緒，讓更多的觀眾融與節目中進行參與。“實話實說”欄目，演播室為圓型空間，觀眾嘉賓主持人三者在同一對等空間，攝像分布其中，主持人在觀眾嘉賓中來回穿插，打破了空間的兩面或三面的傳統組成結構.這種開放的空間構架,能更加輕易地調動觀眾的參與情緒，讓主持人有更多的發揮余地。

從這一點來說，演播室空間的美術設計，已不是簡單地獨立出現的，它是通過空間這個媒介與節目結合在一起.這就是為什么搞裝飾裝修的設計人員，在搞電視演播室的空間設計時,為什么顯得有時力不從心了。失敗的設計只能體現在獨立的空間變化，獨立的背景空間，與節目本身相差甚遠。

四空的空間(通用性演播空間)

一些演播室不需要一個特殊的環境場所，關鍵是畫面的整體和清晰，再配置簡單的道具，這種布景也稱為通用性演播，常用中景和近景，全景僅僅起到穿插作用。例如：鳳凰衛視的“鏗鏗三人行”欄目，整個演播室只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幕布，以此體現“人生大舞臺”“幕后休息室”的意象，以再簡單不過的背景突出節目調侃諢諧的風格，是典型的后現代舞臺風格，把三個人物放在一個簡單的中性背景中，人物和人物之間的性格更加突出，這種空的空間設計可以使觀眾喚起某種形象感觸，也就是所謂的形象聯想，形象聯想也就是設計創作中不可缺少的契機，是塑造形象的基準。

五裝飾性空間

如果是中性節目，不需要表明人物的特定環境，只需要有一個優美的背景來提高畫面的藝術欣賞性，比如：音樂舞蹈節目雜技表演節目就需要在通用性的空間背景基礎上，給予特意的精心設計，這也稱為裝飾性布景。這種裝飾性空間場景,要考慮演員上下場的變化，利用色彩空間的變化，傳統或現代的圖形變化使節目本身更加充實漂亮，甚至可以利用機械裝置增加演播室的空間變化，讓節目更有可看性。

六虛擬空間

電視的發展總是伴

篇(3)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經學作為意識形態,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漢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三國志》卷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續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16]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說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現,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據《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過,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興起的。[28]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達的河南地區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生了變化。《晉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世說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梁書》卷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展持消極態度,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展方向。《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

重文輕史的現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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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編》。

[2]《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分見《晉書》各本傳。

[4]《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

[10]文中"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學"、"為"二字倒置。聯系上文,此句應為:"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為《小學漢官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書名與《續漢書》所載不同,或許是胡廣作注后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12]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卷5《別史類》

[13]《后漢書》卷79下《杜撫傳》

[14]《后漢書》卷54《楊彪傳附傳》

[15]《后漢書》卷26《伏湛傳附傳》

[16]分見《后漢書》各本傳

[17]《觀堂集林》卷7《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18]分見《后漢書》各本傳[19]《后漢書》卷28上《桓譚傳》

[20]《漢書》卷62《司馬遷傳》[21]《陸士龍文集》卷8

[22]《魏書》卷62《李彪傳》。[23]《史通·模擬篇》

[24]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25]《宋書》卷69《范曄傳》

[26]《漢書》卷62《司馬遷傳》

[27]《漢書》卷65《東方朔傳》

[28]參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29]《后漢紀》序

[30]《宋書》卷40《百官志》下

[31]《宋書》卷64《何承天傳》

[32]《顏氏家訓·勉學篇》

[33]《梁書》卷49《庾肩吾傳》

篇(4)

[關鍵詞]初中歷史 教學方法 初探

歷史教學手段簡單枯燥。舊的歷史教學基本停留在“一支粉筆,一本書,一塊黑板,一張嘴巴”上,忽視了作為學習主體的學生的感受,由此激發不了他們學習的積極性,中學歷史教學,必須通過傳授歷史基礎知識來實現教育目的。在教育思想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化過程中,傳統的中學歷史教學法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學習歷史,最根本的是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為指導,逐步學會用科學的方法揭示歷史的本質,認識歷史的基本過程,分析歷史事件,評價歷史人物,總結歷史經驗,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采用多種教學方法調動學生的思維能力,除了我們平時慣用的教學方法以外,我們還可以采取更多,更新穎的方法來拓寬學生獲得知識的信息渠道;還可以使課堂教學輕松愉快、生動活潑,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

一、文史結合法

在歷史課中引入語文教學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歷史與文學的關系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任何文學作品都產生于一定的歷史背景并反映某一個方面的社會現實,同樣,任何歷史內容都是依靠文學形式(有些是實物形式)記錄下來的。因此,對歷史的表述不僅可以借鑒,而且必須借鑒文學的方法。歷史課和語文課的共性實在太多了。把一些語文教學方法運用到歷史課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1.引用古典詩歌。在講東漢連年戰爭給人們帶來的災難時,我引用當時詩人王粲的詩句“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通過這首詩可以讓學生感受到那種凄慘的情景。我國的古典詩歌,是一種獨具魅力的藝術形式。用于課堂教學,很能撥動學生心弦,激感,“寓情于理”,“以情動人”以達到以詩證史的理想效果。2.史學、文學與音樂三者相結合。“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是唐朝詩人王之渙的詩,在講授唐朝輝煌燦爛的文學藝術成就時,我用音樂的形式,把這首詩唱出來,讓學生感受這三者的美妙之處。3.史學與美術相結合。

二、對抗式討論法

怎樣組織和開展課堂討論一直是歷史教學的難點,我從電視臺播放的大學生辯論對抗賽節目引起轟論效應中受到啟發,于是把這種形式引入課堂討論之中,很受學生的歡迎。每次討論前,我設計一個學生感興趣的題目,把學生分成正方和反方兩大組,要求每個人都按題意寫成小論文或辯論稿并交給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發回給學生,進行分組討論,互相補充完善本方觀點。正方和反方各推舉4名代表,在班上進行辯論。其程序是:各自陳述意見自由爭論歸納總結。最后由老師進行裁判并具體分析雙方的辯論得失。他們為了駁倒對方,翻閱了很多書,討論的場面十分熱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時間已到,很多人仍言猶未了。

三、知識串聯法

所謂知識串聯法,就是抓住歷史線索。這線索猶如網之綱,綱舉目張,基本知識就會一網而盡。歷史知識一般由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幾個基本要素構成,上歷史課必須把這些基本要素講清楚,這是歷史課與其他課程的最大區別。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為歷史的基本線索,并以這些基本線索把相關歷史知識串聯起來,好像用線串珠子一樣。歷史教學抓線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學線索反映了教師的教學思路,教學思路又是由教學內容、教學對象及教學條件來決定的。

四、歷史故事法

教師在歷史課堂上講述歷史故事是教學中一種最常用的教學方法,也是學生最喜歡的,最能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手段。

五、多媒體法

電化教學在我國發展的速度比較快。與實物、模型、圖片相比,這種直觀教學具有更豐富的表現手法和更形象的表現力,更能有效地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和相互聯系。多媒體手段教學是歷史教學教改中的一種越來越普遍的方法。在實際教學操作中充分利用它們,與教材互相對應,互相補充,構成完整、系統的歷史教學體系。為了使教學內容直觀形象,生動具體,為了讓學生能將具體感知轉化為抽象思維,.利用圖表活躍學生思維,加深對史實的理解。誘導學生主動探索,積極思考,培養學生多項能力,陶冶學生思想情操,培養史論結合的能力。

六、點面交叉法

所謂“點”,就是歷史縱向和橫向聯系的交叉點,我上課時,往往抓住某一個知識點,談今論古,談古論今,或者談中國論外國,或談外國論中國。比如講到世界某段歷史時,我就問:“這時的中國怎么樣?”歷史課的教學點,還包括現實社會的一些“熱點”和“焦點”問題,啟發學生從歷史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比如:在講的歷史時,結合2008北京奧運圣火的傳遞,圣火在法國巴黎被搶事件,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讓學生不感覺歷史枯燥無味,而是活鮮鮮的發生在我們的身邊。

有人也許會認為這樣做,上歷史課會離題,扯得太遠了。其實不然,首先,從歷史的角度講現實問題,是符合“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教學原則的;其次,學生對現實問題比較關注,也感到比較困惑,如果我們從本學科的實際出發,對這些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講解,利用課堂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將是不言而喻的。歷史課的點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課堂教學中盡量讓學生獲得更多的知識,并使之融匯貫通。為此,要求教師必須要有厚實的知識基礎。俗話說:“給學生半桶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七、討論法

篇(5)

古代文學是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主干課程，起著傳承民族思想和文化的作用。當前，在全球化浪潮中，古代文學在外來思想文化和西方價值體系的滌蕩下，需要調整視角重塑思想傳承載體的作用。筆者結合教學實踐，通過對古代文學教學現狀的分析與研究，探尋培養創新人才的發展目標。

一、古代文學教學中片面地強調“以史為綱”

培養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是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幫助學生分析文學作品、督促他們認識文學史，讓學生通過自己閱讀作品，去親身體會和感知，突出學生的主體探究地位。讓學生多接觸文學作品，在閱讀的過程中理解和掌握文學史論，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

目前，在多數高校的大學古代文學教學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片面地強調“以史為綱”的問題。需要及時在思想認識上和教材體例的編排上，以及教師的授課方法上進行全方位的變革，需要調整角度，發揮古代文學課的民族思想和精神的傳承作用。

二、古代文學教學中輕視文學原典的分析

由于在各類古代文學考試中，文學史是主角，多數古代文學教師沿襲文學史的講授方式，很少有能夠從文學作品分析作為切入點的講授。重視文學史講授，輕視文學作品分析的培養方式，使得學生只會舍本逐末，以偏概全。文學史涉及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理論指導創作，文學批評與鑒賞是文學作品審視的基礎。但這都依托文學作品而存在。學生只有了解了文學作品，才能從文學史上全面深刻地分析評價該作品。如，沒有讀過《詩經》的學生，就不可能對《詩經》的文學價值與文學技巧有更深刻的了解，就不會懂得賦、比、興是我國古代詩歌的基本表現手法。不了解具體內容，就不能對該作品極高的美學價值有深層次的把握，更不能洞悉文學原典的真諦，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嚴重缺乏文學評判能力。

三、古代文學教學目標脫離實踐，落實不到位

大學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目標在于培養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寫作能力。大學生的氣質情趣和意志道德等人文素養，不是背誦幾首唐詩宋詞就能提高的。人文素養需要精神體驗的升華來實現。古代文學知識的積累，需要從圣賢留傳承下來的經典文學作品中去體悟，在欣賞和品讀中，感悟到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

如今，大學生的寫作能力普遍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的閱讀量不夠，經典文學作品讀得少，不能很好的對文學作品做出鑒賞。大學古代文學課只學不用、只講不練，忽視實踐教學的現象普遍存在，造成大學古代文學課的教學效果離教學目標的要求相差甚遠，落實得不到位。古代文學作品中都蘊含著一定的立身處事哲理。只有通過大量古代文學作品的認真研讀，學生才能明白其深層次的道理，掌握作品的要義與藝術特色，達到對中國古代文學成就的深層認識，提高閱讀與鑒賞文學作品的能力，這樣才能在現實中應用于自身。最終使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得到提高。

如，以歷史散文《戰國策》選篇（《馮諼客孟嘗君》）的教學為例，《戰國策》生動地反映了戰國時期策士們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馮諼客孟嘗君》通過描繪馮諼和孟嘗君的人物性格，突出表現戰國時期“士”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文章開篇采用鋪墊手法展開人物形象，在結構布局上巧妙地做了安排，可見作者行文風格、藝術技巧的別出心裁。先描寫馮諼“無好”、“無能”，因“貧乏不能自存”而“使人囑孟嘗君，愿寄食門下”。并且人物語言極富個性，這就需要引導學生深入思考“通過對這篇文章的學習，于自己的人生有何指引”。模仿經典范文去練習，目的是掌握各文體的寫作規律，提升大學生的寫作能力。因此，古代文學教學的整個過程需要及時在各類文體“讀”的過程中，進行“寫”的創作訓練。

四、調整視角重塑古代文學傳承載體

（一）構建新型教學模式

大學教育，不是突出技能的專項培養，也不是培養學生僅僅專于某領域，更多是強調對學生的人文教育。國學是古代文學的基礎，是人文教育的主體。我古代先秦時期，文史藝術間并沒有嚴格的界限。古代文學雖然在時空上跨度大，但傳承中華文化精髓，是繼承與發揚中華文化的載體。因此，大學教育需要重新審視并構建古代文學課程改革體系。將傳統的平面的知識傳授模式，向新型的立體的綜合培養模式轉變，即“基礎知識積累—思維訓練—能力提高培養”。針對文學史，采用讓學生以自學為主的學習方式。針對作品閱讀與分析，采取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形式，節約教學時間，不斷提高教學效率。

（二）構成網狀教學體系

在傳統的基礎知識的積累與選修課的研究性與前瞻性中間，穿插專題講座與專題討論會使知識點得到不斷的深化與提高，從而構建網狀教學體系。如，魏晉文學史，文學嬗變邏輯、特質特點、概貌，筆者做詳細的講授，拓展學生的知識面，同時開設專題講座，組織學生討論“玄言詩的產生淵源”，并在課下形成小論文作業，將知識點向縱深層次挖掘。構建立體網狀教學體系，幫助學生梳理知識結構，訓練邏輯思維，培養學生人文素養。

（三）完善教學手段，提高教學效率

古代文學信息量大，需要細致的闡釋，單純的一支粉筆與黑板是不能解決的，需要輔之多媒體教學手段來節約教學時間，增加課堂上的信息流量，提高教學效率。如在講授《錦瑟》一課時，運用電腦制作畫面，將朦朧含蓄的場景清晰直觀化，激發學生想象，起到增強對詩歌意象理解之效。

篇(6)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 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 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 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考諸史實，經與史的區分在目錄分類以外也有反映。《三國志》卷42《尹默傳》：

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于《左氏春秋》。

據陳壽所說，漢末荊州的學校不僅教授經學，而且也教授史學。對此，我們找不到旁證，姑置不論。但"通諸經史"一語，至少表明在陳壽生活的西晉時期，人們心目中經與史是明明有別的。《文選》卷49干寶《晉紀》總論李善注引王隱《晉書》稱:"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王隱是兩晉之際的人，他也用了"經史"一詞，可見陳壽用語不是出自個人的習慣。"經史"在唐修《晉書》中是經常可以見到的，如盧欽"篤志經史"，邵續"博覽經史"，王珣"經史明徹"等等。[3] 參諸上述晉人用語，這些記載應該是可信的。經史雙修實際上漢代就有，《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盧植少從大儒馬融受古文經學，后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我們自然可以說他是"通諸經史"，可是當時人并不這樣說。有經史之實而無經史之名，這說明在東漢人的觀念中經與史的區別尚不明確。[4] 西晉人開始頻頻使用"經史"一詞，意味著經與史發生了分離。

西晉以后，經與史的區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確體現。《晉書》卷88《劉殷傳》: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弱冠，博通經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晉書》卷105《石勒載記》下:

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并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

《宋書》卷93《雷次宗傳》: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

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

不論是在官學中或是在私學中，史學都是一個獨立的門類，由此可見，自晉以后人們對經學與史學的區別是有清楚認識的。荀勗、李充在書籍目錄上把史書從經書中分離出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阮孝緒生活在梁代，他沒有考慮目錄以外的上述歷史變化，而僅僅從史書數量的增加來解釋目錄分類的改變，似乎還是未達一間。

"經史"一詞的出現、目錄分類的變化、教育中史學科目與經學科目的分別設置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事實，那就是，史學確實獨立了。史學擺脫經學而獨立表明人們對經、史的認識有了變化。在這方面，東漢的王充可謂思想上的先行者。《論衡·謝短篇》: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于五經，可也。五經之后，秦漢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

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于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于上古，猶為

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王充責難儒生只懂五經而不了解古今歷史，這當然是對史學的強調。不過，更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敘述方式，他把歷史分為"五經之前"與"五經之后"，言外之意，"五經"只是這之間的一段歷史的記載而已，儒生所了解的歷史僅至于此。這實際上已是視經為史了。所以，他又說:"儒者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經亦史，史亦經，這種大膽的思想使我們在經學泛濫的時代看到了史學振興的可能。余英時先生稱王充為"晚漢思想界之陳涉"，[5] 其比喻極為恰當。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沒有得到積極回應，但是，從漢魏之際開始，可以明顯感到人們對歷史的興趣是越來越濃厚了。《三國志》卷41《張裔傳》稱蜀郡張裔"博涉《史》、《漢》"，卷42《孟光傳》稱河南孟光"銳意三史"，卷64《孫峻傳》注引《吳書》稱會稽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6]吳末，右國史華覈上疏道:"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7] 《世說新語·言語篇》載，"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人們何以對史書如此感興趣？《三國志》卷54《呂蒙傳》注引《江表傳》:

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

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

《三國志》卷59《孫登傳》:

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

孫權要呂蒙等"涉獵見往?quot;，"急讀"史書、兵書，以為"大有所益"，又讓孫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這些建議都與現實有關。當時的社會正處于劇烈變動之中， 經學作為意識形態，因其繁瑣、迷信、荒誕已經喪失生命力。孫權說"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正反映了經學的無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時候，從歷史中，尤其是從近代歷史中總結得失成敗的經驗教訓就成了當務之急。諸葛亮在《出師表》中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8] 這也是在總結近代歷史的經驗教訓。《隋書·經籍志》載，諸葛亮著有《論前漢事》一卷，大約都是此類內容。

關于史學與經學此消彼長的關系，我們還可以從西漢的歷史中得到應證。西漢之初，面對秦的驟亡，人們也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陸賈著《楚漢春秋》，賈誼寫《過秦論》，以后又有司馬遷的《史記》，但是并沒有因此出現一個史學的，原因在于經學興起了。在漢儒眼中，經學是無所不能的，對于歷史的演進，經學已經給出了答案，對于社會生活中的具體問題，漢儒也每每以經義斷事，趙翼說:"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9]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沒有史學的地位。《漢書·藝文志》將《史記》等史書附于《春秋》經下，在今人看來是貶低了史學，如果就當時而論，倒不如說是抬高了史學。比較兩漢，經史關系一目了然，經學盛則史學衰，經學衰則史學盛， 經與史之演變軌跡大致如此。

魏晉以后史學脫離了經學而獨立，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不過，我們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這就是，經學對史學也還有很大的影響。這首先表現在史書語言的使用上。《三國志》卷1《武帝紀》載曹操語曰:

夫劉備，人杰也，今不擊，必為后患。

注引孫盛《魏氏春秋》云:

劉備，人杰也，將生憂寡人。

裴松之就孫盛改易文字評論道:

凡孫盛制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學者將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

當時采用類似的文字處理方式者不止孫盛一人。劉知幾在《史通·模擬篇》中列舉了這方面的大量例證。比如:"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仿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時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又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某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劉知幾對貌同心異的模擬極為反感，但對得其神似的模擬卻也不反對:"如《左傳》上言羋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后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除去對經傳的模擬外，篇中還舉出了對《史》、《漢》的模擬，如令狐德棻《周書》模擬《漢書》。最后，劉知幾概括說:"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他的概括是不準確的，對三史的模擬文中只舉出了《周書》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與"自魏已前"之說自相矛盾;歷史著作對經傳的模擬也不是"從晉已降"才出現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后面還要討論。

經學對史學的影響除語言之外，還表現在史書的名稱與體裁上。這一時期，史書書名常常模仿經書，如袁曄著《獻帝春秋》，孔衍著《魏尚書》、《漢魏春秋》，孫盛著《魏氏春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吳均著《齊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書》外， 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書均屬編年體，顯然是對《春秋》經的模仿，至于《魏尚書》，大約是對《尚書》的模仿，模仿《春秋》遠多于模仿《尚書》，這或許是因為《春秋》原本就是史書，而《尚書》為古代文獻匯編，體裁不適宜模仿。除以春秋為名者外，如上引劉知幾所提到的干寶《晉紀》、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屬編年體。語言模擬現象基本上都是出自這些編年體史書。史學著作在語言、體裁、名稱上都模擬經書，經學對史學的影響不可謂不深。

對于這一時期《春秋》體史書的大量出現，《隋書·經籍志》解釋道: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于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

按此，模擬《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史書起自漢末的荀悅，不過，《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較強調西晉竹書出土以后所帶來的影響。這與劉知幾所說史書在文字上"從晉已降，喜學五經"不謀而合。經學在漢代盛于晉代，何以模擬之作從晉代始？這是須要加以解釋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體裁，而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模擬，則模擬還可以推得更早。《續漢書·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案:胡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

，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于幾閣，無記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子平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太

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漸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獨不

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略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儀品。蓋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其下，綴續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闕旨，廣前后憤盈之念，增助來哲多聞之覽焉。"[10]

胡廣曾作《漢官解詁》，此段議論，是就此作的說明。文中提到"劉千秋"，王先謙《后漢書集解》引惠棟說:"劉千秋即劉珍也。《文苑傳》云珍字秋孫，疑《傳》誤。……珍與子平(即張衡)皆南陽人，故云邑子。"檢索《文苑傳》所載劉珍事跡，知惠棟說不誤。胡廣此段敘述十分重要，它說明有意模擬《周禮》撰述漢制已在東漢人的自覺意識之中。由此可以推論，東漢出現的《漢官》、《漢官儀》一類書名正是由模擬《周官》而來。這與前述晉代眾多的模擬《春秋》之作并無區別。因此，應該說，模擬是從東漢開始的。

此外，在史書的注釋與傳授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模擬的痕跡。自東漢后期開始，對史書的注釋漸多，如延篤有《史記音義》，胡廣有《漢書解詁》，蔡邕有《漢書音義》，服虔有《漢書音訓》，應劭有《漢書集解音義》。周一良先生說: "這些音義注解，大約與漢儒解經相同，多重在訓詁名物方面。"[11] 應該說，這也是一種模擬，是注釋方法上的模擬。前引《孫登傳》中稱張昭讀《漢書》"有師法"，《隋書·經籍志》稱:"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并有解釋。"我們知道，漢儒讀經最重師法相傳，而讀史居然也要有師法，這又是在傳授方法上對經學的模擬。

由此可知，模擬之風并非始自晉代，從東漢起，在史書的名稱、體例、注釋、傳授諸方面均已有模擬出現，在這個階段，因為還沒有形成著史的風氣，所以西晉以后的那種在語言、體裁、書名上全面模擬經傳的眾多史書自然難以見到。

東漢以來，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仔細分析這一時期的經史關系，可以看到，對史學的影響似乎更多地來自于古文經學。我們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經，因此，嚴格地說，《漢官解詁》、《漢紀》一類書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史書的音義注解，其實也只是對古文經的模擬，因為今文家只講微言大義，并不重訓詁名物，重視訓詁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點。注釋《史》、《漢》的學者如服虔、延篤等，本人都是古文學家，他們以注釋經書的方法來注釋史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關于史學與古文經學的關系，我們還可以通過分析《東觀漢記》的作者來進一步探討。《東觀漢記》的修撰是從東漢明帝時開始的，一直持續到獻帝時，參與者較多。《四庫提要》主要根據劉知幾《史通》并參諸《后漢書》，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劉珍、李尤、劉騊馬余、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韓說、劉洪。這個名單并不完備。余嘉錫廣為搜求，又補充劉復、賈逵、馬嚴、杜撫、劉毅、王逸、鄧嗣、張華數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經學家的人相當多。《后漢書》卷64《盧植傳》載植上書稱:

臣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后來，以廣圣意。

《后漢書》卷24《馬援傳附馬嚴傳》:

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群言。

注引《東觀記》曰:

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后漢書》卷79上《尹敏傳》:

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左氏春秋》。

《后漢書》卷64《延篤傳》:

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

以上諸人都是古文學家。還有一些人，史傳中未明言所屬經學派別，但是可以從旁考證。如馬日磾，《三國志》卷6《袁術傳》注引《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按馬融為古文大家，日磾傳融業，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實際上也應是古文家。從《月令問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經學傾向: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

月令》與《周官》并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馬六種。六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隋書·經籍志》載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嚴可均《全后漢文》卷80以為《月令問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確實屬古文家。

東觀作者中，可以明確為今文家的只有杜撫、伏無忌、楊彪、。杜撫，"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13]楊彪系楊震之后，"少傳家學。"[14] 楊氏家族世世傳習歐陽《尚書》。伏無忌為伏湛之后，"亦傳家學"[15]伏氏所傳為韓《詩》。杜、楊、伏三家所傳均屬今文經。雖然如此，我們認為這些今文學家及其他學術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經學。《通典》卷26職官8:

漢之蘭臺及后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讐 校于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后于蘭臺置令史十八人，又選他官入東

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

東漢皇家圖書，章、和以前在蘭臺，章、和以后移至南宮東觀。 按杜佑所說，蘭臺令史及以他官入東觀者除撰述傳記外，還有典校書籍的任務。考諸史傳，知杜佑此說不誤。如賈逵:"拜為郎，與班固并校秘書，應對左右。"班固:"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撰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劉珍:"永初中，為謁者仆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馬余、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陶馬余作建武已來名臣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 崔寔:"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盧植:"復征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并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補續《漢記》。" [16] 按校書，即是所謂"整齊脫誤，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職官4引《漢官儀》稱:"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蘭臺令史必須通小學，這是因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務。圖書移至東觀后，這種要求應該依然存在。《說文解字》序載許沖上言:"慎前以詔書校東觀"。許慎也曾入東觀校書，這應該是因為他精通小學的緣故。蘭臺、東觀校書者通小學，這為我們探尋其經學背景提供了路徑。王國維曾發現，兩漢小學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他說:"觀兩漢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蓋可識矣。原古學家之所以兼小學家者，當緣所傳經本多用古文，其解經須得小學之助，其異字亦足供小學之資，故小學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學家皆出古學家中，而于蘭臺、東觀校書者又必須通小學，是知兼校書、撰史于一任的東觀諸文士必定通曉古文經學。

東觀作者還有一個特點，即不少人好為文章。如班固"能屬文誦詩賦"，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 劉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 邊韶"以文章知名……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quot;劉復"好學，能文章。"延篤"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蔡邕所著詩賦等"凡百四篇"[18] 據《隋書·經籍志》載，東觀學者中，班固、賈逵、劉騊駼、劉珍、李尤、王逸、邊韶、延篤、崔寔、盧植、蔡邕等皆有文集傳世。文章與小學一樣，也與古文經學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桓譚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學"。[19]何休《春秋公羊傳》序為此提供了最確切的證據:

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

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何休為今文學家，他將"治古學"與"貴文章"者視為一體。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東觀學者應屬古文學家。

東觀撰史者通小學、能文章，這都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而反之東漢一流的今文學家如范升、桓榮、歐陽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備這些學術特徵。由此可知，史學確實是與古文經學聯系在一起的。

古文經學與史學能夠聯系起來，是由其本身的特點決定的。古文經學反對微言大義，強調對事實的考訂、補充，這與史學本來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說，古文家對古文經的研究本來就是一種初步的歷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經學只研究經書所限定的時代范圍內的歷史，而史學的研究則要延伸到當代。由考訂古代歷史到撰寫當代歷史，其間只差一步，我們看到，東觀作者終于邁出了這合乎邏輯的一步。

在描述經史分離的進程時，前文曾著意指出，經學的衰落是史學興起的原因。至此，我們可以更準確地說，所謂經學的衰落，主要是指作為意識形態的今文經學而言，就古文經學而言，東漢時期，它不僅沒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經學的繁榮才為史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因此，就經史關系而論，今文經學的衰落與古文經學的發達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構成史學發展的前提。

前文還曾指出，"經史"一詞的出現意味著經史的分離，至此，還要補充的是，"經史"一詞的出現也同樣意味著經史仍有密切的關系， 史學對經學、尤其是對古文經學的模擬正可說明此點。

總之，史學雖然從經學中獨立了出來，但這一轉變過程不可能脫離原有的學術基礎，這個基礎就是經學。史學對經學的模擬，正是史學剛剛脫離經學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悅在《漢紀》卷1《高祖紀》中說:"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他所說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馬遷以來，著史者往往還另有目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寫《史記》是"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這一點在魏晉以后得到了繼承。《晉書》卷82《王隱傳》:

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

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

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

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憂哉！"

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強調著史以求"沒而不朽"。在王隱看來，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這種認識并不僅僅是王隱個人的看法。陸機撰《吳書》，陸云致陸機信中稱之為"大業"、"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還可以找到類似的說法。《南史》卷33《徐廣傳》:

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

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后。宜以為惠。"紹不與。

"流聲于后"與"沒而不朽"為同義語。追根尋源， 此說實來自曹丕。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

曹丕極重文章，但這里所謂"文章"卻并不能僅僅理解為文學作品。劉邵在《人物志·流業篇》中說: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釋是:"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在文末總結處他又扼要地說:"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劉邵只把"文章"與"國史"相聯系，似乎過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東觀撰史者多擅長文章已經暗示出了二者的聯系。劉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龍》中將文體分為"明詩"、"樂府"、"詮賦"等二十類，其中第十一類即是"史傳"可見，在當時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寫歷史著作當然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在這樣的認識下，魏晉以后，文學家著史蔚然成風。如西晉陸機著《晉紀》，東晉袁宏著《后漢紀》、南朝范曄著《后漢書》，謝靈運著《晉書》，沈約著《晉書》、《宋書》，蕭子顯著《晉史草》、《南齊書》等都是如此。《隋書·經籍志》說當時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數十家"。文士紛紛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導致史書數量大增。北朝人對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說:

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

。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22]

北朝文史均不發達，李彪因為不明白"國之大籍，成于私家"，是與著史以求不朽的風氣有關，所以將其簡單地歸結為"史官之不遇"。

將史納入文的范疇及由此產生的文人著史的風氣給史學著作以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說:

書之為難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23]

周一良先生對此評論說:"五條之中，三條都是關于文字表達方面。據本傳，袁山松博學有文章，善音樂，是一個才士。他的修史標準特別著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國志》卷53《薛綜傳附薛瑩傳》載華覈上疏推薦薛瑩任史職:

……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

薛瑩"文章尤妙"，有"記述之才"，所以應該擔當史職。這與劉邵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范曄自稱所作《后漢書》"《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贊自是吾文之杰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25]劉知幾對這種文風深表不滿: 《史通·敘事篇》:

自茲(班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云蒸泉涌。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只，捶句皆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

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知史之為務，必藉于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敘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于是。其立言也，或

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龜茲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后來所作，他皆若斯。如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

風替矣。

文學對史學的影響如此之大，這使得脫離了經學的史學并未獲得完全的獨立，史學若要進一步發展，還必須劃清與文學的界限。

關于文風改變的時間，劉知幾在以上三段中，時而泛泛說在班馬以后，時而又強調"三史而往"與"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確提出始自范曄。按此，文對于史的影響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從范曄生活的南朝開始，文與史開始了分離的過程。以下由"文史"一詞的使用開始討論。《宋書》卷58《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

《南齊書》卷33《王僧虔傳》: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書》卷25《周捨傳》載普通六年詔書稱:

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

《陳書》卷34《岑之敬傳》: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

《魏書》卷45《韋閬傳》: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

《顏氏家訓·涉務篇》:

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說，西漢就有，司馬遷說"文史星歷，近乎卜巫之間"，[26] 東方朔說"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義是指文書記事而言，與文學、史學無涉。唐修《晉書》中也有文史一說。《晉書》卷62《祖逖傳附祖納傳》: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

同書卷69《劉隗傳》:

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書卷90《吳隱之傳》:

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晉代已有文學、史學意義上的"文史"之說。這些記載可能不準確。《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轉貼于

"祖納……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覽》卷249引虞預《晉書》:

"劉隗……學涉有具，為秘書郎。"

《藝文類聚》卷50引王隱《晉書》中有吳隱之任廣州刺史事跡，未涉學業如何。王隱、虞預為晉人，在他們的描述中未見文史一詞。唐修《晉書》是以南朝臧榮緒《晉書》為藍本，《文選》卷4《三都賦序一首》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少博覽文史，欲作《三都賦》。" 唐修《晉書》所謂"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來。

不管怎樣，文史一詞被頻繁使用是從南北朝開始的，這與晉代使用的經史一詞相似，也具有雙重含義，既意味著文與史的分離，也意味著文與史還有著緊密的聯系。不過，從發展趨勢來看，分離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節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與史如同經與史一樣是各自分開的。蕭統《文選》中收有"史論"若干篇，他在序中論及選文標準說:

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

。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文與史的區別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書中的贊、論等入選只是因為有文采而已。《顏氏家訓·省事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于集錄……

這與前引劉邵《人物志》中把"文章"與史混同的觀點已迥然不同，史與"文章"終于區分開來。到唐代，文與史的分離進一步完成，劉知幾對"文非文，史非史"的責難、唐修《晉書》卷82史學家集傳的出現、《隋書·經籍志》中史部的明確提出都可證明此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有專門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問世。至此，自晉代開始的史學獨立進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說來，晉代的經史之學與南朝的文史之學可以視之為前后相承的兩個階段。史學歷經兩個階段而走向獨立，這是史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對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計過高。幾百年間學術思潮的演變對史學的發展也有諸多制約，晉代的玄學、南朝的文學對史學的沖擊是不能低估的。 《晉書》卷50《庾峻傳》:

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

同書卷82《庾預傳》:

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發，所以胡虜遍于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余卷、《會稽典錄》二十篇、

《諸虞傳》十二篇，皆行于世。

據此可知，經史之學與玄學在西晉是處在對立位置上的，這一點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長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晉時期，玄學等新學風是從河南地區興起的。[28] 與之相反，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卻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魚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紀》的皇甫謐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譙周、著《三國志》的陳壽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漢書》的謝承、著《后漢記》的薛瑩、著《晉書》的陸機都是吳人，著《后漢書》的華嶠是平原人，著《續漢書》的司馬彪是河內人，著《魏書》的王沈是太原人。經史之學在文化最發達的河南地區不受重視，這對史學的發展自然是不利的。

東晉以后，學術發生了變化。《晉書》卷82《孫盛傳》:

孫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于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

陽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孫盛為一流玄學名士，同時又模擬經傳著史。與之類似的還有袁宏。《世說新語·輕詆篇》: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而對曰

:"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袁虎即袁宏，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評論道:"然則宏亦祖尚玄虛，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漢紀》，以為"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虛。孫盛、袁宏的事例表明東晉儒與玄逐漸合流，這使得玄學對經史之學的威脅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發展的文流又對史學構成了新的威脅。當時文史之學轉盛，但文史兩方面并非勢均力敵，實際重點在文而不在史。《梁書》卷14《江淹任昉傳》末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

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

所謂"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參考下文所說"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可知實質僅是指文學而言，在南朝，史學是不受重視的， "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30] 以檢驗其能力，而到宋初則是:"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顏之推說:"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32] 史官任用不重學術而只重門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學的地位。《通典》卷16選舉4引裴子野論曰:

……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繍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于元嘉，多為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篤焉

。自是閭閻少年，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文破典，斐爾為曹，無被于管弦，非止乎禮義，深心主

卉木，遠致極風云，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

留戀經史之學的裴子野對南朝文學的迅猛發展持消極態度， 而文學之士對他也頗有微辭。蕭綱評價裴子野稱:"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33] 沈約初撰《宋書》，論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時竟說"松之已后無聞焉。"[34] 裴子野逆風而行，固守傳統，"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終究無力改變潮流的發展方向。《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劉知幾說"從晉以降，喜學五經"，實際上，南朝喜學五經者如裴子野輩畢竟只是少數。

重文輕史的現實，在文史分離的進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離與經史分離不同，在經史分離中，史學是主動的，它是伴隨著今文經學的衰落而走向獨立。在文史分離中，文學正處于高漲階段，史學處于被動的地位，當時并不是由于對史學的本質有了更多的認識而將文史分開，實際的情況是，人們因為越來越認識到文學的特性，所以才逐漸把史學從文學中排斥出去。換言之，是文學的進一步獨立迫使史學不得不隨之獨立。如果說，魏晉以來對文章的重視客觀上促進了史學的繁榮，那么，南朝文學的深入發展以及由此而來的重文輕史的風氣則顯然對史學不利。

蕭子顯在《南齊書》卷39傳末說:

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于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為教衰矣。

此處所論，意在說明經學的衰落原因，但是據此討論史學也未嘗不可。"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準確地概括了學術思潮的演變，在這之中沒有史學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學盡管獲得了獨立，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畢竟不可能達到兩晉之玄學、南朝之文學所達到的高度，這就是本文對這一時期史學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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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特點》，載《魏晉南北朝論集續編》。

[2] 《廣弘明集》卷三阮孝緒《七錄序》

[3] 分見《晉書》各本傳。

[4] 《太平御覽》卷463引范曄《后漢書》載，孔融十二歲時與李膺"談論百家經史，應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曄《后漢書》無此句。

[5]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記》、《漢書》、《東觀漢紀》。參閱程千帆《史通箋記》補注篇

[7] 《三國志》卷53《薛綜傳》

[8] 《三國志》卷35《諸葛亮傳》

篇(7)

其一，從語音、語源方面分析。王靜如先生認為，“黨”即上古“羌”之化音，“黨”“羌”同音，并論證漢代之“當”并從“向”音，以此證明黨項之“黨”為一復輔音字。[1]岑仲勉先生則認為，“黨項與Tangut實同源異式之譯法耳，黨得對tang，毫無疑問，蒙古語復數語尾為—ut，單數為—un”，故“黨項”之“黨”字不存在復輔音問題，對王先生的看法提出了疑議。[2]

其二，從語言演化過程方面分析。李志清先生認為，黨項之“黨”當為“大”之音讀通假，“項”字音讀如“向”；“項”與“向”同音，和四季“夏”音亦近似；“黨項”之名的音義名實，當為之正字“大夏”，其音讀之通假可為“黨項”。隋唐史家不書正字“大夏”而書作“黨項”，可能是回避其正名而與上古禹國“大夏”同號，遂借以通假以音表明。[3]

其三，從部族構成角度分析。金寶祥先生認為，“黨項是以鮮卑為主摻雜諸羌的一個集合體”[4]。周偉洲等先生則認為：“黨項事實上是自北周以來居于‘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地區內‘羌族各個部落的統稱。’”[5]

另外，洲塔、喬高才二位先生認為，“‘黨項’二字，實為北方黨氏部落的縮寫”[6]。

以上見解雖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從“黨項”的整個發展歷程，并依據隋以后相關“黨項”史料去探討，則金寶祥、周偉洲二先生的觀點更具科學性，但論述不是太全面。下面，筆者就循著“黨項”的歷史行蹤，來闡釋《隋書·黨項傳》中“黨項”之名的涵義。

眾所周知，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開端，黨項的歷史也不例外。若要搞清楚“黨項”名稱的涵義，我們認為著眼點不能僅僅放在隋代，確切的說不能僅僅以唐代魏徵等編纂的《隋書·黨項傳》為起點，而是要將它的起點向上推至匈奴西遷、鮮卑各部占據匈奴故地并向西發展其勢力的東漢中后期及魏晉南北朝時代。

東漢中后期，隨著北匈奴的西遷，大量的鮮卑人占據匈奴故地。此后，有些鮮卑繼續西遷，有的則向中原發展，從而使我國的歷史發展呈現出一種新趨勢，即民族的大遷徙與大融合。這種民族的大遷徙、大融合，不僅出現在少數民族之間——如“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余萬落，皆字號鮮卑”[7]即為一例——而且還出現在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漢魏間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之所以出現這些錯綜復雜現象，筆者認為，其一，與鮮卑的遷徙關系密切。有學者認為：“鮮卑族的遷徙是一個十分重要而且很復雜的問題。特別是在魏晉十六國時期，居于蒙古草原、東北等地的鮮卑一批一批向南遷徙，東起山東，西至新疆，南至淮河，長江，到處都有它們活動的蹤跡。”[8]其二，與地理環境有密切關系。在西北地區，自漢代起，從河套向西南直至青海一帶，始終是許多帶有游牧性的少數民族部落和部落之間及其與漢族統治者之間爭奪的地方，因此，對此地各民族間、各民族內和各部落間的關系很難一一縷析。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這塊土地上部落支派繁雜不清的情況。 [9]其三，從《隋書·黨項傳》所載“黨項”居地范圍看，正好包括了“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之地。臨洮、西平，為隋代兩個郡名。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為開拓西北地區，對吐谷渾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戰爭。這次戰爭使“故其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兩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吐谷渾主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于黨項”[10]，吐谷渾國幾乎滅亡。隋時臨洮郡為今甘肅南部洮河中上游地區；西平郡為今青海省東部的河湟平原地區；葉護一般指西突厥領地，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轄地。這表明，隋時黨項居地，從今天的地理范圍看，東南起洮河中上游地區，西北至新疆境內。可是，自兩漢起，在這一地區生活的并不都是“黨項”人。《后漢書·西羌傳》記載：“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河關為漢代縣名，屬金城郡。賜支，《后漢書·西羌傳》有解釋：“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南接蜀漢西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晉人司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川西濱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東北流，逕于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羌也。”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為河關之西，……羌人所居，為之河曲羌。”《魏書·宕昌傳》記載羌族活動范圍說：“其地東接中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元人胡三省亦說：“漢人為積石為河首，北音讀析如賜，故云，其地為黨項所居。”可見，從兩漢直至隋代，河關、析支、河首之地，曾經一直是羌人活動范圍。顯然，這與《隋書》所載黨項居地基本相同。據此，歷史學家莫不將羌與黨項等同起來加以研究。

不過，歷代之史家將羌與黨項等同起來加以研究之時，忽視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因素。如在東南起積石、河曲，西北到今新疆的這一廣大范圍之內，在黨項尚未登上歷史舞臺之前（約在魏晉之后），其內部的民族成份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據史籍記載，在這一地區之內，不僅活動著羌民族，還遷入了匈奴族、鮮卑族等。僅就出自鮮卑族的土谷渾來看，其“自永嘉之末，西渡洮水，建國于群羌之故地”[11]。直至隋代時，土谷渾活動之地，幾乎也同黨項與羌的活動之地相一致了。實際上，這一時期，在上述地區內所生活的居民，其部落、民族及種族情況已變得十分復雜。據有關記載，主要包括有鮮卑族的慕容氏、段氏、以那蔞氏、素和氏、阿若干氏、乞伏氏等；匈奴族的赫連氏、沮渠氏等；高車族的翟氏、乞袁氏；突厥族、羌族和西域的康居、龜茲、白氏以及漢族等。[12]若從語音系統來看，這些民族有的屬于漢藏語系，有的屬于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族，有的屬于印歐語系的伊蘭語族。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隋書·黨項傳》中的“黨項”涵義，應是在“東起臨洮、西平，西拒葉護”這一范圍之內所居住的鮮卑、羌、匈奴等多種族的部落集合體的總稱。

為了能使關于“黨項”名稱涵義的見解更具有說服力，我們考察一下唐代人的論斷是很有必要的。《全唐文》卷七百三十七載沈亞之（781—約832）《夏平》一文，其中對黨項作了這樣的敘述：“虜之多者曰黨項，相聚為落于野，曰部落。”其意思是說，“黨項”是多種族的部落。杜牧（803—852）曾寫道：“副以黨項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13]以上是沈亞之、杜牧對當時生活于西北地區的多種族的少數民族部落名稱所作的高度概括。這些概括無疑進一步證實了“黨項”為“多種族的部落的集合體”見解的正確性。

另外黨項風俗頗多迥異，如崇拜天、崇尚白色、信奉薩滿教、重視占卜、崇尚武勇、婚俗落后、盛行火葬、喜血親復仇等，可以說沒有一種是他們共同的風俗。其中有的屬于羌藏系統，有的來自阿爾泰民族系統。這也反映出黨項是一個多種族部落集合體。

注釋：

[1]參見王靜如：《西夏國名考》，白濱編《西夏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參見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證》上冊，中華書局2004年。

[3]參見李志清：《西夏諸名稱音義析辨及其族源探索》，寧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寧夏文化廳文物處編《西夏文史論叢》第一輯，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金寶祥：《吐蕃的形成、發展及其與唐的關系》，《西北史地》1985年第1、2期。

[5] [8] [12] 周偉洲：《吐谷渾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洲塔、喬高才：《甘肅藏族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三國志》卷三十《魏書·鮮卑傳》，中華書局1959年。

[9] 參見唐嘉弘：《關于西夏拓跋氏的族屬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第2期。

[10]《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吐谷渾傳》，中華書局1973年。

[11]《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吐谷渾傳》，中華書局1975年。

[13] 杜牧：《賀平黨項表》，《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