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法學社會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內容提要: 法學社會學屬于知識社會學范疇，知識體系依不同范式可一分為三：科學、規范學、人文學，三者分別追求：真、善、美。社會自由是知識發展的重要條件。法學的研究具有特殊性，法律可以被權力者私用，也可以成為公器。好的法學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中國的法學社會學需要研究的課題太多，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

“想象”得從知識社會學說起，因為想象中的她當是知識社會學的一個分支。說起知識社會學，所謂的“李約瑟難題”就是一個典型的知識社會學課題：“為什么近代科學只在歐洲文明中發展，而未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成長？”以此為主題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當然，也有人認為李約瑟難題沒有意義，席文(Sivlri)就認為，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不過，不管李約瑟難題有沒有意義，雙方的論辯都是在知識社會學的范圍內展開的。知識社會學發端于拿破侖時代的意識形態學派，意識形態學派是科學泛化的時代產兒。想當年牛頓的成功使科學知識成為一切知識的權威，種種知識都“沐科學而冠”，意識形態名列其中。拿破侖的臣民法國人塔西認為，意識形態也是科學，他甚至創立了一個意識形態學派，不過拿破侖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那不過是不明事理的知識分子的胡思亂想。雖然現在沒有多少人會記得這個塔西，但是他的研究卻催生了一個新的學科：知識社會學。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知識或思想產生、發展、知識與社會互動的學科。1924年，德國社會學家舍勒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率先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早在上世紀30年代，知識社會學就已傳人中國。但是1949年以后它失音，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后哲學界有人提起它，法學圈子里還是很少有人提及。在數以十萬計的法學論文中，只檢索到6篇劉星、徐亞文等教授的涉及知識社會學的文章，且均把知識社會學當作研究工具使用，并不是研究知識社會學。

我最早接觸知識社會學源自巴伯的《科學與社會秩序》，這是一本科學社會學經典著作，它對我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信念產生了極大的沖擊力，為我打開了一扇思考的大門。它使我知道，思想與社會的關系并非如此簡單，也從一個側面告訴我自由的價值社會自由是知識發展的重要條件。“‘自由’社會的社會價值和社會組織，與自然科學的發展和自主總體上一致這一結論，也適用于社會科學。”“我們的確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一個把社會價值置于‘批判理性’之上的社會，社會科學也能達到甚至是現今相對低水平的發展階段。”美國的社會“理性化進程”“包括并建立在對所有社會組織結構、所有社會價值的批判性審查基礎之上·一正是由于能自由地理性地去研究社會的最基本的東西，才形成了社會科學，也由于有了這種自由，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才有了保障。”[1]我相信理性人很難駁倒上面的結論。

如果說知識社會學還有人提及的話，那么，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法學社會學”這一名詞則至今在中文里我還沒有看到。我這樣說是因為有的人將“法律社會學”稱為“法學社會學”，那是誤用，不能算數。

我想象中的法學社會學屬于知識社會學，它研究法學知識與社會、與法律之間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當然不是永遠正確的“作用、反作用”的空談。將法學與其他知識社會學分離出來專門研究有意義么？回答是肯定的。不唯如此，我認為意義很大。法學社會學研究的意義建立在法學的個性上。這得從我的知識“三分法”說起。

我認為將所有的知識都稱為“科學”是對“科學”的誤用，是唯科學主義的產物。現如今我們的圖書分類中只有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這極容易誤導學人。人們沒能區分“科學”和“學科”這兩個詞。我的知識三分法中，知識的范圍很廣，是“科學”所不能囊括的，“科學”只是知識體系的一個“學科”。依知識體系的不同范式，知識體系可以一分為三：科學、規范學、人文學。這三者各有自身的追求：真、善、美，他們也各有自身的范式：因果范式、該當范式、實用范式。規范學包括：法學、倫理學、神學、道德學。古代規范學的權威是神學，現代規范學的當家人則是法學。法學是追求善的學科，它的范式是規范的論證，該當性結論的論證，它的主要邏輯工具是演繹而不是歸納，科學恰恰是歸納的。

法學追求善這個特點就使法學同社會的關系相較于科學、人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更加密切；同時，法學研究的對象—法律—本身與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不同，法律可以被權力者私用，法律也可以成為公器，從而不同的社會中，法律對社會、法律對法學產生極大的、迥然不同的影響；再者，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法學本身可以成為法律的一部分，在這一點上，法學知識是遠遠不同于其他知識的。因此，法學社會學就具有了與其他知識社會學(科學社會學、人文學社會學)的不同點。如果說巴伯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最終要尋求建立一種與自然秩序相仿佛的社會發展的“人類秩序(Order of Human Nature)”的話，[2]那么，法學社會學的研究則要更進一步：建立一種“善的人類秩序’，。猴山上的秩序是法學社會學的反面參照。這些，當然不止這些，就使法學社會學獨立出來進行研究具備了意義。

法學社會學研究些什么？這當從問題開始。我相信沈家本是中國最早具有法學社會學犀利眼光的中國法學家之一，其明證就在《寄籍文存》中。沈家本雖然沒有使用法學社會學這一詞，但是他對法學社會學問題卻有精當的論述，其中最著名的當數堪稱經典的《法學盛衰說》。文中沈家本的論述可以認為已成格言：“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這是講法學之盛衰通過法律建立起與政治治忽的相關性。隨之他進一步論證，法學之盛只是社會安定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無此必要條件(法學衰)則社會必衰：“然當學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當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試觀七國之時，法學初盛之時也，乃約縱連橫，兵連禍結，而并于秦。漢末之時，法學再盛之時也，桓、靈不德，閹寺肆虐，而篡于魏。北齊之時，法學亦盛，而齊柞不永，幾疑法學之無裨于世。然而秦尚督責，法敝秦亡。隋逞，法壞隋滅。世之自喪其法者，其成效又如是。”

進一步，他論證道，好的法學也只是好的法律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法學再好，棄之不用，也是白搭。“然則有極善之法，仍在乎學之行、不行而已。學之行也，蕭何造律而有文、景之刑措，武德修律，而有貞觀之治。及其不行也，馬、鄭之學盛于下，而黨錮之禍作于上，泰始之制頒于上，而八王之難作于下。有法而不守，有學而不用，則法為虛器，而學亦等于危言。此固曠觀百世，默驗治亂之原，有足令人太息痛哭者矣！”讀了沈家本帶著哭腔的睿智之語，今人笑得起來嗎？

沈家本進一步痛斥當時的人自己不守法，而埋怨法律無用；不行法學，而斥法學無用。“法立而不守，而輒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衰也。是在提倡宗風，稗法學由衰而盛，庶幾天下之士，群知討論，將人人有法學之思想，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而世局亦隨法學為轉移。法學之盛，馨香祝之矣。”[3]讀讀沈家本一個世紀前的痛訴，想想不按法理出牌的大法官行于世，再看看種種屁股指揮腦袋的法學現象，法學社會學的研究不正是當下中國法學之急務嗎？

沈家本上面提到的問題都是法學社會學極其重要的問題，當今之世我們碰到的問題與沈家本的問題極其相似，有的比沈家本時代還要嚴重。用法學社會學的方法，我們就得如此發問：當法律沒有起到很好的社會效果的時候，我們不當“軟化法律”，更不當舍法律而治。而是當問：第一，法律得到實施了么？如果回答是，我們當進一步再問：第二，法律如何？當法學的社會效果不怎么樣的時候，我們不是放棄法學，而是當問：第一，法學“行”了么？如果行了，我們要問：第二，法學如何？如果法學有問題，我們就得問第三個問題：法學為什么幼稚甚或低劣？這又有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法學研究者的素質如何？法學研究的方法與范式如何？法學的價值觀是不是有問題？法學研究的組織結構是否有利于法學的發展？什么樣的法學研究組織有利于法學之盛？社會有沒有為法學研究提供良好的環境？法學發展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條件？等等等等。

法學社會學的問題遠遠不至這些，它天天在拷問著我們，只是它看見我們，而我們卻時常看不見它們而已。比如，最近，江平、郭道暉、李步云等前輩法學家在回顧學術歷程的時候，一個個不堪回首，甚至涕淚橫流，我相信這是一個法學社會學的大問題。又如，前一時期大家都在問“法學向何處去”，中國的法學是不是法學家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種種法學思潮與社會結構和社會意識形態的關系如何？這些也是法學社會學的大問題。再比如，刑法學界關于犯罪構成三要素說和四要素說的爭論，特別是其爭論的方式，也是很好的分析個案。余者如中國特色論、本土資源論、權利本位論、大局司法論、調解優先論、“馬錫五審判學”、法律全球化論等等，都可以作為法學社會學的分析對象。

上面的問題對于法學社會學研究而言當然是掛一漏萬。我想象中的法學社會學問題分為兩塊一是總論，二是分論。總論部分討論這樣一些問題：法學是什么？法學研究什么？法學及其研究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條件？法學對社會發展有何影響？法學產生社會影響的條件是什么？分論可以討it：法學的組織(重點是中國法學會)與法學發展、中國法學教學研究機構中的法學家、中國法院中的法學家、中國的期刊制度與法學發展、法學評價制度與法學發展、中國法學抄襲現象的法學社會學分析、法學家個人人格與法學發展……

想象到這里，巴伯在將近50年前的研究結論驀然跳出來：自由是科學發展的條件。這一下將我擊回到現實中，耳邊響起奧巴馬的就職演說：我有一個夢……

注釋:

[1][美]伯納德巴伯：《科學與社會秩序》，顧聽等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90頁。

篇(2)

>> 中國民法學在民法典創制中的分析 環境法學與民法學的范式整合 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影響 論我國民法法典化的路徑選擇 有關民法學教學的初步探討 基于民法學視角下的非法取證行為 民法學個案實例教學探索 基于應用視角的經濟法學教學與民法學教學之比較構建 《民法學》教學創新設計之“專題教學法” 淺析我國民法的本位 論案例教學在民法學教學中的運用 在《民法學》課程中應用“研究型教學方法”的難點探究 論夫妻共同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民法學原理 淺議高職院校民法學教學方法的改革 案例教學法在《民法學》課程教學中的實施 論民法學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德國民法典之債法改革對我國的啟示 高校“民法學”課程網絡教學模式探析 淺談《德國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 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與我國商業銀行外匯業務發展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08-04-28/2011-08-07，2013年12月15日.

{7}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學者們撰寫的合同法論文中，引用臺灣地區的文獻數量在原文域外文獻中的占比為11.4%。

{8}薛軍曾于2001年赴意大利比薩大學法律系作訪問學者，隨繼在羅馬第二大學（Tor Vergata）攻讀博士學位，并于2005年獲得該校法學博士學位；徐國棟教授曾于1994年至1997年間，二度在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任訪問學者；徐滌宇曾于1997年5月至1998年5月，在哥倫比亞開放大學作訪問學者，隨后于1998年9月―1999年7月，在阿根廷國立薩爾塔大學、薩爾塔法官學院和莫龍大學作訪問學者。

{9}謝懷教授在1939年后的三年間，曾師從梅仲協教授，接受了嚴格的大陸法學術訓練。謝先生雖然未曾出國留學，但是這3年的學習使得他在德日民法方面就有頗深的造詣。參見：張谷：《情系兩岸的民商法泰斗》，《中國審判新聞月刊》2008年第2期。

{10}孫憲忠教授曾于1993年獲得聯邦德國亞歷山大?馮?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Stiftung）研究獎學金，赴德國漢堡馬克斯?普郎克外國和國際私法法研究所留學，主攻物權法、不動產法。德國學習的這段經歷，讓孫憲忠教授成為國內頂尖的德國法專家。

{11}韓世遠教授曾于2000年10月-2001年9月在日本法政大學擔任HIF招聘研究員；又于2006年10月-2007年9月、2009年6月-2009年9月先后兩次赴德國（漢堡）馬克斯?普朗克外國私法與國際私法研究所任訪問學者，其在日本和德國接受的嚴格大陸法訓練對其學術研究的影響也很明顯。

{12}王利明教授曾于1998年8月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級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訪問。

{13}許傳璽教授獲得美國耶魯大學社會文化人類學專業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

{14}蘇永欽：《韋伯理論在儒家社會的適用――談臺灣法律文化與經濟發展間的關系》載蘇永欽著：《經濟法的挑戰》，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中華民國83年，第64-65頁。

{15}合同法概述包的括了合同概念與合同分類、《合同法》概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則等內容。

{16}對于物權法的引證分析，筆者的分析樣本是《法學研究》、《中國法學》、《中外法學》、《法律科學》、《法學家》、《比較法研究》、《現代法學》、《法學》、《環球法律評論》、《當代法學》、《法學評論》等11種CSSCI法學類期刊中有關物權法的論文的域外文獻引證數量。

{17}其中，研究物權法的諸論文一共引用了411個來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獻，其中“物權法總則”的論文共引證了227個來自英美法系的域外文獻，占比55.2%。然而，受英美法系普通法自身發展軌跡的影響，這些域外資料對于我國物權法具體制度的構造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英美法系的物權法（財產法）帶有較為濃郁的封建法色彩，其大部分詞匯仍帶有封建痕跡，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其財產法主要是關于田地、莊園、莊稼和畜牧的法律。因而即或是在英美法系，財產法也歷來被譽為最難理解的法律制度之一，許多學生認為財產法猶如吞嚼難以下咽的肥肉，既難學又枯燥。參見：F.H.勞森，B.拉登：《財產法》（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序言”Ⅰ～Ⅲ，第11頁。

{18}2005年10月《環球法律評論》與汕頭大學法學院舉辦的“英美財產法與大陸物權法比較研究”研討會上，對于我國財產立法的體例選擇問題，武漢大學余能斌教授提出了這一觀點，認為我國物權法還是應該主要采大陸法系之體系。參見謝增毅，冉昊：“英美財產法與大陸物權法比較研討會綜述”，載《理論參考》2007年第6期。

{19}F.H.勞森，B.拉登：《財產法》（第二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序言”，II。

{20}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學者撰寫合同法相關論文時引證的域外文獻的數量很少，而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域外文獻中，來自于蘇聯的參考文獻占據了較大的比重。比如，高敏1988年發表于《中國法學》上的“關于違約金制度的探討”一文僅有的三個外文引證文獻中，源自蘇聯的域外文獻有2個。

{21}周少元：《二十世紀中國法制變革與法律移植》，《中外法學》1999年第2期。

{22}在“制度路徑的相互競爭與路徑依賴的形成”部分中，關于域外文獻印證情況的描述，參考了本文表1中的相關數據。

{23}江平：《制定民法典的幾點宏觀思考》，《政法論壇》1997年第3期。

{24}徐滌宇：《間接制度對仲裁條款的適用》，《法學研究》2009年第1期。

{25}馮玉軍：《西法東漸與學術自覺――中國移植外國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甘肅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26}可以說，法律移植以及法律的本土化，不僅是近代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形成與擴張過程中突出的現象，而且也是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等各個時代、各種法律體系之間發生的一種普遍現象，它是法律發展的客觀規律之一。參見：魏瓊：《關于法律移植的一個實證分析――以希伯來法對古巴比倫法的移植為視角》，《政治與法律》2007年第6期。

{27}王澤鑒：《德國民法的繼受與臺灣民法的發展》，《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6期。

{28}陸靜：《羅馬法與日耳曼法關于夫妻財產制的比較分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Abstract：To analyze foreign references citations of civil law papers collected in CSSCI journals （Law class），we could discover that Chinese civil law scholars had the preference of citing foreign references， which even led to formulating the trend of developing into a research pattern of“no foreign references，no papers”. According to this citation preference，we can find the competition and choice of system path in the civil law researches from one aspect. In the process of path competition，the scholars will gradually formulate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he civil law system or common law system. Once the path dependence becomes excessive，it will do harm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ve civil law.

篇(3)

關鍵詞:水文化;研究態勢;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傳工作會議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應大力開展水文化研究。①歷經近30年的發展，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建設、水文化教育、水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運用計量分析和統計學知識，對檢索到的水文化論文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學科分類與發展軌跡

我國高等學校教育專業設置按“學科門類”“學科大類(一級學科)”“專業”(二級學科)三個層次來設置。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設有13個學科門類，110個學科大類。水文化歸屬哪一個學科?經檢索發現，文學、工學、經濟學等學科門類文獻比較集中，教育學、理學、法學、歷史學居中分布，管理學、藝術學、哲學分布的較少，農學、醫學、軍事學沒有相關文獻，文化及水電工程是關注最多學科。在上述學科門類中，排本學科門類首位的是:文學是中國文學33篇，工學是水利水電工程239篇，經濟學是工業經濟119篇，教育學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學是環境科學與資源利用25篇，法學是民族學13篇，歷史學是考古10篇，管理學是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10篇，藝術學是美術書法雕塑與攝影8篇，哲學是中國哲學6篇。除上述研究領域文獻較多外，還鮮見于作物學、農業資源與環境、植物保護、林學、中藥學、醫學技術、軍事思想及軍事歷史、戰略學、戰役學、戰術學等學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內容廣泛，不僅有文史哲人文學科內容，而且還有理工類自然學科，同時還有經管法等社會學科的內容，屬于新興的文理交叉學科。我國水文化研究歷經開展宣傳研究(1989—2003年)、服務水利實踐(2004—2006年)、政府倡導推動(2007—2010年)和規劃專項建設(2011—2014年)階段，基本上與年度發表文章數量趨勢相吻合(見表1)。特別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設規劃綱要(2011—2020年)》以來，《基于人水和諧理念的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研究》和《中國水文化發展前沿問題研究》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點)課題相繼立項，國內學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論、水文化遺產、水文化資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傳播等方面。從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論文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數的年度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別為0篇，這說明水文化研究處于萌芽階段。2002—2006年，論文數量呈平穩緩慢增長態勢，平均每年約20篇，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進入2007年后，論文數量呈快速增長趨勢，到2008年、2010年達高峰期，隨后呈現下降趨勢，這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正趨向穩定和成熟。從2011年開始，論文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年均為86篇。2011—2016年篇數占所有論文的53．4%，說明此階段是我國水文化研究領域的探索和快速發展階段。與此同時，1989—2003年，沒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選題作為學位論文。2004—2016年，學位論文共39篇(博士學位論文2篇，碩士學位論文37篇)，學位論文數占所有論文的4．06%，說明我國水文化研究在基礎理論方面相對比較薄弱。在學位論文中，最早的博士學位論文是2004年艾菊紅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碩士學位論文是2005年劉虹弦的《水脈相連氣韻橫生———水文化在現代城市形象中浸潤和延續》。在水文化文獻中，主要來自《治淮》《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水利發展研究》《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中國水利》《江蘇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涉水行業主管部門、高校、科研院所主辦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業高等院校期刊如《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學報》《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南昌工程學院學報》等成為主要學術交流陣地。尤其是《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科版)自1985年創刊就設有“水文化研究”專欄，成為全國期刊界歷史最長、影響最大、聲譽最高的特色欄目。此外，《北京水務》《中國三峽建設》《山西水利》和《城鄉建設》這四種期刊數量也位居前列，說明水文化研究與水利建設也緊密相連。

二、水文化研究的熱點、焦點與團隊分布

文獻分析表明，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還沒有刊發與水文化相關的哲學、社會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類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發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論文中，被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收錄期刊論文較少，《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和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轉載或收錄論文屈指可數。這說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層次和期刊學術影響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通過對關鍵詞出現的頻率進行分析，可以很好地體現一門學科的研究領域和研究熱點、焦點。水文化研究出現頻率極高且排在前列的關鍵詞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遺產”“人水和諧”和“水文化建設”。這說明，以上述詞語為關鍵詞的文獻相對比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關注的重點和焦點之一。同時，頻率在4次以上的關鍵詞主要有“建設”“水利風景區”“保護”“內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觀/開發/保護利用”“教育/水資源/水利院校/城市發展/發展”“水利/可持續發展/研究”“傳承/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播/和諧/水利工程/水環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見，水文化研究的范圍和領域更加廣泛，如水生態文明、水文化傳承創新、水教育傳播、人水和諧等成為水文化研究新態勢。通過分析研究機構，可以了解我國水文化研究團隊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發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來自高等院校，分別是河海大學、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其中，河海大學38篇，發表文獻最多，占總數的3．94%;南昌工程學院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發文章分別占總數的2．07%、1．87%，這與河海大學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學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電專科學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經成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績、不足與未來展望

篇(4)

關鍵詞：語法 修辭 區別

修辭和語法的關系怎樣。長期以來一直是語言學界一個爭論的問題。這種爭論是很必要的，因為它涉及到一個重大的語言理論問題，即修辭學的性質。這涉及到了修辭學“屬”的問題。一般在這方面的研究，學者們對兩者之間的聯系已經做了很好的研究，倒是在區別這一塊上存在著爭論。筆者之前拜讀了駱小所老師在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在這基礎上談談自己的一點感想。本文將分別介紹有關語法、修辭以及兩者之間本質區別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語法

（一）何為語法

語法是指語言結構的規律，一般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個部分。詞法研究詞類和各類詞的構成、詞形變化（形態）等；句法研究短語、句子的結構規律和類型等。語法研究涉及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句法研究詞語與詞語（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對句子從句法結構上進行分析。語義平面研究詞語與事物（符號與內容）之間的關系，對句子從語義關系上進行分析。語用平面研究詞語與使用者（符號與人）之間的關系，對句子從語用表達上進行分析。

（二）語法學的產生

國外對語法的研究很早。其中最重要的是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他將語言和言語區分開來，確定了語法學研究的對象是共同體的語言而不是個體的言語。他認為對語言研究的重點是對語言結構的把握和對語法結構的分析。

中國的語法研究是1898年出版了馬建忠和馬相伯的《馬氏文通》以后，才逐漸建立起來的。研究的主流是理性語法――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轉換生成語法。其實很明顯，我們現在的語法就是索緒爾認為的語言學范疇。

（三）語法的性質

1.概括性

語法是抽象的，語法規則具有高度的統攝性。一種語言中具體的詞匯數量龐大，具體的句子也是無窮無盡，但語法類別和語法格式的數量相當有限。語法的高度概括性，可以讓人們掌握有限的語法規則和語法格式，就可以掌握數量巨大的詞匯造出無窮的句子，使交際成為可能。

2.層次性

層次是指語言單位的組合，不是處于同一片面的，而是內部有主次、松緊之分，有層次、有套疊的。正是因為語法具有層次性，所以句子中的詞語就可以有限遞歸。

3.民族性

任何一種語法都是成體系的，是有條理的整體，都是由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構成的規則系統。所謂民族性是指各個民族的語法都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征，雖然彼此之間有共同之處，但總歸有自己的民族特點。

4.語法屬于純語言學范疇

從語法的研究對象可以看出，語法屬于純語言學范疇。

二、修辭

（一）何為修辭

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中提到，修辭就是調整或適用語辭。具體的說就是在交際過程中，交際主體根據自己的角色定位、交際意圖、交際環境與對象的不同，盡可能運用合適的語言形式以實現自己的交際目的。

修辭的含義是豐富的，它有時是指修辭活動，有時是指修辭規律，有時是指修辭學，有時是指修辭格，有時是指修辭現象。

（二）修辭學

修辭學簡單的說，就是努力探尋修辭行為的種種規律，努力提高修辭行為的有效性的一門學科。具體說來，就是修辭學是從表達效果出發來研究在口語和書而語中的交際活動中的言語常規、變形和正負偏離現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辭規范及超規范、反規范的模式的一門語言科學。

（三）修辭學性質

1.修辭學屬于大語言學。

修辭學研究的是個體性的言語，而非共同體的語言，因而它屬于大語言學范疇。

2.修辭是研究語言的社會功能的語言學。

修辭要受到使用語言的環境的影響和制約，要受到非語言的社會文化、民族心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修辭學就不能孤立地看待語言符號本身。

3.修辭學是研究語言的表達效果的語言學

作為以語言的表達效果為其研究對象的修辭學，對于交際活動中的語言，它最感興趣于引起交際效果巨大變化了的那些語言形式和語言形式的變化，如果并不引起表達效果的巨大變化，那么，這時修辭學是可以不予理睬的。

三、修辭學與語法學的區別

前面簡單的介紹了語法學和修辭學的一些基本概況，再談談修辭學與語法學的區別。在談這個問題之前，首先了解一下修辭與語法的區別。從中可以看出修辭學與語法學的本質區別。

（一）修辭與語法的區別

在二者區別上筆者比較贊同駱小所老師的歸納：

1.所屬學科不同。修辭和語法所屬的語言學科不同。語法屬于純語言學或內部語言學，修辭屬于外部語言學或大語言學。修辭是社會的，而不是結構的。但語法是結構的，而不是社會的。

2.性質不同。

語法屬于科學的部門，修辭屬于藝術的部門。

3.所遵循的規范不同。

語法以語法規范為標準，而修辭以社會規范為標準。語法規范指句子結構之間組合搭配相適應，它以典范的文著作為一般用例為規范。修辭以社會規范為標準，社會規范是指以人們可以理解和接受為規范標準。

4.研究的范圍不同

語法是組詞成句的規則，它只能研究到句。修辭是依據題旨情境，運用語言的方法技巧或規律來恰當地表達特定思想內容的一種活動。修辭并不是修詞，而是修文。

5.作用不同

修辭和語法的作用不同，語法以表達理性概念為主。修辭以表達情感為感，修辭往往不受物理之真的限制，而描繪的是心象。

（二）修辭學與語法學的本質區別

1.修辭學與語法學所屬學科不同

修辭學和語法學雖然都屬于語言學，但是二者所屬語言學科不同。語法學屬于純語言學或內部語言學，修辭學屬于外部語言學或大語言學。

2.修辭學與語法學性質不同

語法屬于科學的部門，修辭屬于藝術的部門。

3.修辭學和語法學所追求的目的不一樣

語法以語法規范為標準，而修辭以社會規范為標準。語法規范指句子結構之間組合搭配相適應，它以典范的文著作為一般用例為規范。修辭以社會規范為標準，社會規范是指以人們可以理解和接受為規范標準。這就決定了二者所追求的目的是不一樣的。語法主要是“規矩方圓”的事，要講究“通明”和“正確”，所以一個句子只要符合語法規則，沒有語病，就是一個通順明白的、正確的、合格的句子。修辭則是“心營意造”是的事，要講究“語美”和“達效”，所以一個句子適應修辭規律，就是一個完美的、表達效果好的句子。語法上通明、正確、合格的句子，在修辭上不一定是語美達效的句子。

在這三點之中，其中第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正是因為修辭學與語法學所屬的語言學科不同，才能讓人們清楚的認知到他們的研究對象的不同，它們的目的不同，性質不同。（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云南；昆明；650000）

參考文獻：

［1］ 駱小所.現代修辭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7

［2］ 駱小所.修辭和語法關系新論［A］.昆明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3月第14卷第1期

［3］ 駱小所.修辭和語法的關系再探討――兼論修辭學的性質［A］.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3年10月第25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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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法教研室是一個凝聚力不斷增強的教研室，是一個以“家”文化構建為目標的和諧教學團隊，是法學院的一個基層教學單位，2018年的工作總結如下：

一、理論法教研室的基本情況

理論法教研室目前成員有8人，成員均有法學院統一安排配置，學歷、職稱結構如下：

主任：王玉青（碩士、副教授）

成員：姚俊開（本科、教授）、楊長海（博士、教授）

王飛（碩士、副教授）

申軍玲（本科、講師）、宗棟（博士、講師）、李文峰（碩士、講師）

黃丹（博士、2018年12月10日剛分配進教研室）

高職稱的比例為50%；45歲以下具有研究生學歷的教師所占的比例62.5%；年齡結構梯隊比例為50歲以上：40歲以上：30歲以上比例為2:3：3。由以上的數據可知，理論法教研室是一個老中青配置合理，教學梯隊建設優良的基層教學團隊。

二、政治學習和教研室學習堅持不懈

理論法教研室全體成員嚴格按照學校及法學院安排，堅持進行兩周一次的政治、時事學習活動，時刻保持敏銳的政治頭腦，以更好地執行民族地區的教育政策，為此所有人員都會定期參加各種政治或時事學習，并主動在黨政辦公室提供的簽到表上簽字。如果有特殊情況不能參加學習，會向法學院的直屬領導辦理請假手續，同時會和黨政辦公室溫權主任報備；教研室也會不定期在法學院會議結束后開展教研活動；定期通過QQ群召開室務會議，在教研室內形成了民主、團結公正處理工作的良好氛圍，對每次開展過的教研室活動都有詳細的文字記錄，形成相應的檔案資料并存檔。

三、教學和科研活動方面

1.示范課及集體備課方面

2018 年 3 月 12 日上午，西藏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劉凱到教務處調研指導并安排部署本學期教師教學技能大練兵活動。為貫徹學校的大練兵活動，理論法教研室本著站穩講臺，站好講臺的基本原則，提出全體教師以過硬的課堂教學展現良好的專業素養。圍繞“教學大練兵”活動，在教研室內部由王玉青主講“《中國法制史》——西周婚姻制度”、王飛主講“《律師與公證制度》》——律師的庭審技能”、李文峰主講“《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行政許可”三人主講示范課。為了提高教學技能，2018年4月4 在實驗室1204 學習來帥老師“婦女社會工作概述”一節，來帥老師從教材分析、目標分析、教學方法、教學程序和板書設計五個方面的說課，使教研室成員獲益匪淺。

2018年下半年理論法教研室組織示范課兩人次，分別由宗棟主講“《憲法學——國家性質》”、王玉青主講“《民法經典案例評析》——民法總則的相關案例評析”。另外在老帶新方面，教研室在新進教師黃丹老師一分配入教研室后，立即進入課堂聽課，對其課堂教學活動提出了建議，以促使其盡快地站穩講臺。

除了互相聽課，教研室還開展同一教研室的集體備課活動或跨教研室的集體備課活動，比如：《憲法學》集體備課活動，依托《憲法與行政法學》重點學科建設進行的集體備課活動。

2.專業課程建設與課堂教學改革

理論法教研室能夠開課程建設及評估，通過培養方案對法學專業本科生的課程建設提供改革方案，宗棟老師正在開展《憲法學》重點課程的教學改革；教研室擬于2019年春季學期在2016級法學本科1-4班中開設《法律與文學》進課程試點，課時設置為17個課時，由王飛老師主講，王玉青與李文峰輔助講授。

在課堂教學方面，目前《民法經典案例評析》正在進行課堂教學改革試點中，對開展的課堂改革情況有一定的書面資料和記錄，尚需要進一步的調查問卷數據進一步佐證。同時在本科生中開設有其他案例課程的開展，譬如，黃丹老師在模擬法庭進行的《檢察業務》課程的實務教學；李文峰老師進行《行政法典型案例評析》，王飛老師進行《刑法典型案例評析》等實務活動開展活動。

3.教育科研活動

理論法教研室成員在課時量飽滿的情況下，積極開展科研活動，本年度，楊長海老師于2018年5月份完成了國家社科“藏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實施研究”的結項；李文峰發表題為《完善網絡慈善行政法規體系》（人民論壇，核心）和《行政法在治理網絡有害信息中的作用研究》（法制博覽，省級）2篇，也申請西藏自治區教師實戰實踐項目。

四、閱讀實踐活動及論文指導工作開展

理論法教研室定期開展2017級本科生的閱讀實踐指導，與學生在QQ群和面對面等多種方式進行交流，通過閱讀實踐，夯實了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開拓了學生的視野，也建立了融洽的師生關系。目前，又開始了2018級本科生閱讀實踐的指導工作。

理論法教研室各位老師嚴格按照學院的具體要求安排學生的論文撰寫工作，從論文選題、論文提綱形成、到各類表格的填寫等每個環節，指導老師都要認真指導，另外在答辯環節還要再次核實一遍。經過半年多來的指導和修改，畢業論文的撰寫工作全部完成。但由于部分學生的論文依然存在問題需要修改，所以接下來的工作主要是各位老師對修改意見和格式問題繼續督促學生，使其能夠順利通過論文審查，以免影響學生的畢業。

五、課后作業與考試方面

理論法教研室的全體教師根據自身所講教科目的性質，布置的作業方面有：閱讀書目、課后練習題、課前小組案例討論形成的案例報告、影視作品欣賞、網易公開課聽課等多種形式的作業。作業雖然形式不同，但一般至少布置和批閱一次作業，各個老師布置后都能及時批閱，并進行全面講評。

對于考試環節所有教師都極為重視，無論是題庫的科目還是自擬題目的科目，教師都會認真對待。對于一部分課程的試題庫，因為涉及法律規范的變更而在試題庫的更新上進行相關工作的跟進，譬如：《憲法學》試題庫，通過《憲法與行政法學》重點學科提供經費，由李森老師更新試題庫；《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也進行了試題庫的更新。無論是教師自擬題目和試題庫出題，教研室主任都會對各種試卷進行最后的審核和簽字。在監考和閱卷工作中各位老師也是一絲不茍，從未發現任何問題。每位老師都是抱著對學生負責、對工作嚴謹的態度上好每一節課、閱好每一份試卷。

六、教師業務能力提升方面

為提高自身業務素質，老師們積極參加了學校、學院組織的各類業務學習。教研室全體成員參加學校及學院舉辦的各種學術講座、參加組織部組織“師德師風”培訓（免費網培）、西藏自治區專業技術人員公需科目培訓（免費網培）、高校教師網絡培訓中心的網培計劃（教務處審核給予費用報銷）。譬如，2018年9月，理論法教研室特別邀請教學督導邵生林教授作《課堂教學一二三》的教學能力提升報告；2018年6月和10月，全體教研室成員參加了由法學院承辦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民族地區法治發展》和《第七屆全國民族高校法學院院長聯席會暨法學學科建設研討會》；2018年11月，教研室全體老師參加了由西藏自治區組織的在線憲法答題活動學習；2018年12月教研室老師在課余時間參加教學處和法學院舉辦的各種學術講座活動。

另外，宗棟老師以訪問學者身份于2017年9月-2018年7月在清華大學學習一年；宗棟老師于11月參加“西藏民族大學‘走進延安，追尋初心’科級干部、‘雙帶頭人’黨性教育專題培訓班”學習；黃丹老師2018年10月參加西藏大學舉辦的“全區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干研修班”；黃丹老師10月底參加新進教師崗前培訓等活動。

七、教研室檔案建設方面

理論法教研室對每次開展過的活動都有完整的活動過程記錄和活動情況總結；對教學檢查分析及總結資料、教研室學期計劃及年度總結等資料保存完整且記載目錄詳實，隨時在資料盒里備查。

八、存在的問題

    通過一系列的交流與溝通活動，我們發現教研室老師教學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譬如：因合班上課教學效果不太好的情況；老師課時量過大，學生數量過多，與學生溝通時間較少；如何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教師參與各類學校競賽、項目申報的積極性不高，競爭意識較弱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有學院本身制度的問題，也有老師的問題，更有學生本身態度不端正的問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進。 

上半年理論法教研室被評為“教學大練兵”優秀，下半年也被評為民族團結單位。這些成績足以說明理論法教研室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全體同仁認為成績只能屬于2018年，2019年尚需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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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教學資源

現代專業教育理念強調教學資源的共享，因而，在教學內容體系構建的過程中要吸納多方資源。整合的教學資源既包含師資，也包含教學硬件資源。黑龍江大學借助社會保障審計科研項目，鼓勵各個學科背景教師參與到項目中來，通過對真實、海量的社會保障審計數據的分析與研究，積累豐富的教學素材。學校結合自身實際條件，盡可能地整合硬件資源，建立社會保障專業、審計和計算機專業共享的社會保障綜合實驗室。加大審計和計算機專業設備的開放程度，為學生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提供技術支持。建立社會保障專業、審計和計算機專業共享的數據庫，方便各專業廣大師生便捷地使用資源，并應用于研究工作。同時，強化計算機技術在社會保障政策的分析、評價、仿真、預警與建議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通過整合教學資源來推動學科科研創新平臺建設，提高民生領域科研團隊能力，培養多學科背景的跨學科的創新人才和復合型人才。依托國家級和省級社會保障科研項目，采取聯合立項、聯合科研、聯合創新的方式，增強跨學科師資團隊的科研能力建設。此外，加強不同學科間教師的交流和互動，建立合作教學、共同培養的機制。

（二）跨學科選修課程設置

跨學科選修課程設置，提高學生選擇的自由度。社會保障專業結合自身專業的需求選擇不同院系的課程，如選擇法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課程，經濟學院福利經濟學、審計學、統計學課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數據庫與軟件應用等課程。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學生根據自身的專業背景和興趣愛好，跨學科進行課程選擇，三年選修并完成一定量的課程學習且考試合格，即達到跨學科選修課標準。這種課程設置充分體現綜合性大學的課程特色，在滿足廣大跨學科研究生選課需求的同時，調動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實現了資源的充分利用。跨學科選修課程的設置將為未來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畢業論文的撰寫和踏入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開展學術交流活動

我國古代先賢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可見，在治學過程中要不斷地吸收不同的學術觀點，從不同的理論中提取精華。因而，教學體系的構建要想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廣泛地開展學術交流活動。通過學術交流活動，一方面，鼓勵包括社會保障專業在內的多學科背景學生定期開展學術交流，可以激發學生的研究熱情。通過學生間的互通，逐漸形成理性思維邏輯，構建多學科的知識結構，培養思維方法。另一方面，邀請社會保障專業教師、計算機專業教師、審計方面研究者等定期給各個專業的研究生開展學術講座。通過研討活動相互學習，教學相長，加強不同學科間的交流與互動，建立學科聯合培養機制。

（四）開展雙語教學

目前，黑龍江大學在社會保障專業教學領域積極探索開展雙語教學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社會保障專業雙語教學目標以社會保障專業知識為核心，兼顧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在專業教學的過程中，充分結合專業特點進行針對性研究，將英語作為一種拓寬研究視角的工具。從教學模式上看，以社會保障專業導師選取的最新、最前沿的學術論文為教學素材。目前黑龍江大學社會保障專業雙語教學主要選取《Public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SocialWelfarePolicy》和《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等SSCI期刊核心論文為授課教材。從授課方式上看，導師與學生實現雙向互動，開展廣泛討論與研究，以期達到深入理解論文的目的。教學過程最后由專業導師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梳理，進而從整體上把握業界信息、理論知識、論文寫作、語言能力等方面的內容。可見，開展雙語教學，一方面豐富了學生的專業理論水平，鍛煉了學生的英語能力，拓寬了學習的視野，提升了文獻的搜集和應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了解國際社會保障最前沿的理論，為學術論文的撰寫起到指導性作用。今后黑龍江大學仍將社會保障雙語教學納入專業教學體系，并不斷在教學實踐中完善雙語教學的內容，打造雙語教學的專業特色。

二、教學條件體系的構建

（一）探索建立學生實習途徑

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綱要均提出了要建設一支高素質創新型人才隊伍的要求，規劃要求未來要把我國從人力資源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強國。這里所指的人才需兼具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目前，黑龍江大學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理論教學，對實踐教學的關注度不高。未來社會保障專業在教學條件體系構建中要將實踐教學納入到教學活動中。但結合當前黑龍江大學社會保障專業建成時間短、學生數量少的實際情況，專業自己建立實踐教學基地和實習基地不具有現實可能性。因而在探索實踐教學的過程中，將選擇“學生自主找實習單位和專業推薦實習單位”的方式。學校加強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民政局、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社區、慈善組織和企事業單位的聯系，拓寬實習渠道。通過探索建立學生實習途徑，增強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逐步建立實踐技能訓練和理論知識學習相互補充的教學模式。

（二）完善教學配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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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轉述動詞 文學類學術論文 中國作者 英語本族語作者

0 引言

轉述是學術寫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運用轉述可以體現作者對轉述命題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態度，為作者的評論開啟評價空間[1]。轉述動詞是轉述的重要信號之一，作者可以通過轉述動詞實現言語功能，導入被引用者的聲音，實現作者、被引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對話。恰當使用轉述動詞是作者尋求其交際目的與學科規范之間平衡的一種重要手段[2]。因此，對轉述動詞進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圖與學科規范之間關系的起點，對于英語學習者而言，正確使用轉述動詞有助于提高英語學術寫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實現寫作目的。

1 國內外研究綜述

語言轉述現象一直以來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國外學者從傳統語法、文體學、功能語言學等角度對語言轉述現象進行了研究。傳統語法重點從直接引語、間接引語的轉換關系上關注對他人話語的轉述策略[3]。在文體學領域，Leech和Short把對言語和思想的表征區分成五類：直接引語、間接引語、自由直接引語、自由間接引語和人物話語的敘事性報道，這種分類方法擴大了語言轉述研究的范圍[4]。功能語法學家Thompson則關注轉述動詞的人際意義，指出轉述者對轉述內容的態度主要體現在轉述動詞上[5]。對批評話語分析學家而言，轉述動詞體現了語篇互文性和語篇中的多聲特征[6]。專門用途學者也注重對轉述動詞的研究，他們對轉述動詞進行分類，關注轉述動詞在學術論文中的功能，同時通過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關注轉述動詞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將轉述動詞分為三類：研究轉述動詞（Research verb）、語篇轉述動詞（Textual verb）和心理轉述動詞（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類轉述動詞的人際意義。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礎上做了類似分類。

國內部分學者從認知語用角度研究引用現象中與認知有關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語在語篇中所完成的修辭功能[12]。有的學者對學習者學術英語語料中使用的轉述動詞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學者分析了引用的結構形式及其與時態、語態的關系，探討了轉述動詞的類別及功能[18]。

以Hyland為代表的國外學者的研究以英語本族語研究者的學術論文為語料，未涉及母語為漢語的英語學習者對轉述動詞的使用情況。而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對學習者學術英語語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選擇的語料大多來自應用語言學;以期刊論文為語料的種類及數量有限，從對比分析的角度探討中國作者和英語本族語作者在學術論文中轉述動詞的使用情況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將在這些方面做一些嘗試。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Springer電子期刊中選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學類論文共20篇，其中中國作者和英語本族語作者論文各10篇。選擇語料時，研究者還考慮到論文期刊的多樣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據學術論文撰寫的規范要求，運用人工識別的方法記錄論文全文中所有標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時間，頁碼）的地方，對所得語料進行分類統計。首先統計了兩類作者零轉述動詞的使用情況。其次，分別對轉述動詞總次數、使用頻率較高的轉述動詞做了統計。最后，重點統計了兩類作者表示評價傾向的轉述動詞的使用情況，并對以上各類型語料進行對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對轉述動詞的分類，運用過程法和評價法對轉述動詞加以分類[10]。按照過程法，轉述動詞可以分為三大行為類型，即研究行為（指研究者在研究結論或研究過程中對真實世界行為的陳述）、認知行為（指心理過程）、話語行為（指語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評價法，轉述動詞又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表明現作者對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態度;第二類表明現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類轉述動詞不直接表明現作者的觀點，而是現作者通過轉述動詞傳遞被引作者的態度、觀點和評價，具體又可以分為四個小類，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觀點;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態提出自己的觀點或者客觀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謹慎的態度提出自己的觀點;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態度評價別人的研究或研究結果。

Hyland沒有說明過程法和評價法各自的優缺點，也沒有說明兩者的相互關系。本研究認為，過程法基于研究行為的本質特征，從行為、心理和話語三個方面對轉述動詞進行分類，有利于提高人們對轉述動詞本質的認知，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而評價法立足于現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讀者之間的對話性，旨在區分現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場和態度，從而幫助讀者明確現作者的觀點。同時，評價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語學習者學術寫作中對轉述動詞的運用能力，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本研究在對比分析中國作者和英語本族語作者轉述動詞時基于Hyland的評價法，首先將轉述動詞分為兩個大類，第一類是現作者通過轉述動詞進入語篇，向讀者闡明自己的立場、觀點和論斷;第二類是現作者通過轉述動詞表達被引作者的態度、觀點和評價，從而間接幫助讀者了解現作者自己的觀點。之所以采用這樣的分類方法，是因為轉述是作者借助語言表述心理的過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構建的過程，反映了現作者對轉述內容的認知評判，并通過轉述動詞進入語篇，向讀者闡明自己的科學論斷。

[2]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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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ule，G.et a1.“On reporting what was said”，ELT Journal，1992，46（3）：24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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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ompson，G.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1996.

[6]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7]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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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homas，S.& T.Hawes.“Reporting verbs in medical journal articles.”ESP Journal，1994（13）：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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