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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以20世紀80年代中期達成的廣場協議為中心的國際協調，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糾正當時呈擴大趨勢的主要國家間的國際收支不均衡。根據廣場協議，美國特別強烈要求日本通過日元升值和擴大內需來縮小本國的經常收支順差。在這樣的要求下，日本實施了以金融擴張為中心的內需擴大政策，并基本認可了日元的升值。這樣的政策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后期得到了維持，而轉向金融緊縮政策則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紀80年代末期的日本經歷了不動產市場和股票市場價格的急劇上升，也就是所謂的資產泡沫現象。而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破滅后，將近十幾年的時間內，日本的金融和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打擊。

本文以最小篇幅記述資產泡沫破滅給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金融、經濟所帶來的嚴峻的通貨緊縮現象，以及廣場協議等國際協調給此后的國際貨幣制度運行所帶來的影響。

廣場協議的背景

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日本經濟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雖然受到國際貨幣體系由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變以及由此帶來的日元升值和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但仍然實現了年均5%左右的增長。但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因為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后遺癥，從1980年到1983年日本連續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長。另一方面，日元匯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趨勢而開始貶值。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的貿易收支順差急速擴大（從1980年的21億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億美元）。

這一階段，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應的宏觀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銀行改變了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機可能帶來通貨膨脹而實行的緊縮政策，開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調低官定利率（從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財政方面，雖然采取了公共事業追加措施，但因為繼續堅持了縮小赤字的方針，日本政府的財政收支均衡狀態得到了改善（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從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還包括社會保障費用）。

廣場協議的國際背景

1985年9月，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了西方五個發達國家（美、日、德、英、法）的財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就各國的外匯政策及金融、財政政策運行等達成了協議，這就是廣場協議。

談論該協議的國際背景，首先必須提到美國的貿易收支逆差的擴大。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國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即“尼克松沖擊”）的導火索，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美元匯率的疲軟，這種逆差一直保持緩慢增長態勢。但是，進入80年代，美國高利率導致的美元匯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擴大，到1984年已經超過了1000億美元。與此相反的是日本貿易順差的急劇擴大（同期順差達到440億美元）和德國貿易順差的漸增（同期順差達到220億美元）。

對此，美國認為，這種對國際不平衡現象的放縱將嚴重影響國際貨幣制度的穩定運營，也會助長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性貿易保護主義。當時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已經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貿易額也下降了近一成。為此，美國強烈要求盡快實現在七國集團會晤中達成廣場協議，即要求與會各國對美元匯率下跌進行聯合干預、相互協調旨在促進增長的國內政策，而且在日美兩國的雙邊協議中還強烈要求日本擴大內需。在此期間，美國議會下議院和上議院分別通過了《1987年貿易及國際經濟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貿易、競爭力綜合法案》，1988年更達成了包括超301條在內的綜合通商法案。

廣場協議的內容

七國集團整體的承諾

“主要國家的對外立場存在著極大的不平衡。美國存在著數額巨大且呈增長之勢的經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國卻持有大量且不斷增加的經常收支順差。與會部長及行長就采取措施對此前產生的大規模且依然呈擴大趨勢的對外經濟不平衡進行糾正的重要性達成了共識。部長及行長們都認為匯率應該在調整對外經濟不平衡中發揮作用。為此，匯率必須在目前基礎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經濟狀況。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貨幣對美元匯率能夠實現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長及行長們準備采取緊密協作促進這一目標實現。

各國的承諾

日本的承諾

金融政策：“在切實注意日元匯率的同時，實現金融政策的靈性調整。”

財政政策：“在削減國家財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團體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資的話，可以適當給予其所需要的許可。”

其他方面：應保持外國產品進入國內市場的暢通渠道、實現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日元的國際化、消費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場的擴大、管制放松等。

德國的承諾

財政金融政策：“聯邦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金融政策要繼續確保能夠實現國內需求持續擴大的穩定環境。”

其他：勞動市場規制和慣例的重新調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資本市場發展。

美國的承諾

財政政策：“為了縮小財政赤字，繼續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實施1986會計年度的削減赤字計劃（削減占GNP1%以上的預算赤字）。”

其他承諾包括促進儲蓄、抵制保護主義等。

廣場協議后日元兌美元匯率的變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廣場協議前不久就出現了急劇的疲軟，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了1986年秋天；但從以穩定匯率為目標的盧浮宮協議（1987年2月）前后開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兌換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從外匯儲備余額和當時的文獻來考察日本當局對匯率市場的干預，可以發現1985年以后日本當局依據廣場協議同美國、德國當局實施了聯合干預，采取了拋售美元的舉措。這一舉措受到了外匯市場的高度評價，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貶值）趨勢迅速發展起來。為了減緩這一進程，日本當局從1986年開始扭轉政策，大量買入美元，這一措施一直持續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現升值反彈的時候又再次實施了美元拋售措施。綜合匯率市場的變化和匯率干預狀況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兩者的關系非常密切，匯率市場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擴張在內的一系列國際協調行動。

日本政策承諾的實施狀況

本來，如果是對廣場協議進行評價的話，還應該詳細探討美國、德國等的政策承諾的實施狀況和成果，但考慮到本文的目的，則主要集中論述日本的相關內容。

金融擴張政策的進展

從1986年到1987年，日本當局連續五次下調官定利率（利率從5%下調至2.5%。其中，有兩次是與美國等國進行聯合下調，還有兩次則是與日美藏相會議以及盧浮宮協議同時實施）。之后轉向上調則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認識到1987年10月紐約股票市場暴跌（黑色星期一）對國際經濟的影響。這與美國和德國相比晚了近一年。這其中既有國際協調的考慮，也不能忽視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國內產業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壓力。

財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當局雖然采取了公共事業擴大措施，但在財政收支方面還是堅持貫徹改善路線，1984年占當年GDP1.8%的財政赤字（包括社會保障費用），到1989年實現了2.1%的財政盈余。

日本實體經濟的變化

在認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擴張兩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紀80年代前期為3.1%）。而且，在其構成因素中民間消費和設備投資成為了主導力量。另一方面，對外經濟剩余（出口減去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也轉為負數。經常收支順差占GDP的比重從1985年的3.7%縮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說，僅從宏觀層面來看，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日本經濟已經實現了向國際社會所期待的內需主導型經濟發展的轉變。（但是，如果考慮到貿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來進行計算的話，日本的進口幾乎都使用美元計算，而出口則用日元計算，所以以美元計算的順差額的減少還需要不少時間，這一點是值得留意的。事實上，日本的貿易收支順差從1985年的560億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億美元后就開始轉向緩慢減少，到1990年時還不滿700億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間設備投資激增，雖然和后面所要論述的資產泡沫在性質上有所區別，但還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設備過剩，導致了日本經濟的不景氣。

日本資產泡沫的表現和原因

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資產泡沫的表現

土地價格暴漲

在日本，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著土地價格的上升率高于名義GDP增長率的傾向，進入80年代后期的地價上漲速度進一步加快，甚至擴展到了全國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價指數示1985年的3.1倍）。

股價飆升

股價不僅可以反映企業的良好經營業績，也說明地價的上漲促成了企業所持用資產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價上漲的速度開始加快，達到頂峰的1989年年末時，日經平均股價達到了大約39000日元的歷史最高紀錄。這是1985年股價水平的3倍，股價收益率超過70%，即使在國際上也是處于顯著高水平的。

資產泡沫發生、擴大的原因

關于泡沫發生、擴大的原因和背景，眾說紛紜，不可能歸結到一點上。如果要強行對其進行分類的話，可以分為經濟整體因素和金融層面因素。

實體經濟因素

首先從實體經濟因素來看，日本經濟在過去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使其人均GDP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謂“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貫穿了整個80年代。在這種氛圍下，在整個日本社會中，日本特別是東京的有限土地的價格因為外國企業的入駐將必然呈上升趨勢的看法占據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業轉產海外不斷增加，日本經濟的未來發展被定位為著力于第三產業的內需依存性經濟發展。這種想法本來并沒有錯，而且隨著規制的緩和，日本經濟結構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80年代末存在的問題在于在過短的時間里，過于集中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土地開發等不動產投資。

金融層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實現為具體投資的過程中，金融層面的作用非常明顯。

首先，隨著從20世紀80年代前期開始的大企業資金借入需求低下趨勢的日益明朗化，銀行開始致力于擴大對第三產業的融資和面向個人的住房貸款。其中，日本傳統的銀行融資基礎即重視擔保的融資手段，充分發揮了其通過不動產和股票等擔保價值的上升而使貸款增加正當化的作用。而且，從80年代初就開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別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過積累高利息存款積極推動融資成為可能。事實上，80年代的日本銀行貸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續增加。僅僅都市銀行的貸款，在泡沫時期就增加了約80萬億日元。結果導致這一余額占GDP之比大約上漲了18個百分點，達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這個增長率，可以與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問題產生的原因即該國在過去十年內住房貸款和消費者貸款的合計總額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約為20%）相匹敵。

其次，股價的上漲，通過國內外資本市場使日本的骨干企業能夠以極低的價格（某些場合下甚至是負成本）實現資本配置。

篇(2)

關鍵詞：匯率；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短期效應；長期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2674（2013）02-077-05

一、引言

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表現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經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2010年中國經濟規模超越了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中國經濟在保持強勁增長的同時也面臨著令人堪憂的問題，例如，國內通貨膨脹加劇，資產價格迅速上升，國際上與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不斷升溫，人民幣升值壓力巨大等。而日本自20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簽訂以后，曾先后出現了日元升值沖擊、經濟泡沫崩潰、通貨膨脹嚴重等一系列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許多學者開始將近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與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經濟表現進行比較，認為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天，中國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轍。然而，至少有兩個問題對上述觀點構成了質疑：第一，日元升值是否一定會對日本出口能力造成消極影響？第二，日本貿易順差的減小是否是導致經濟泡沫及其后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

圍繞上述問題，學者們形成了兩類意見：一是一些學者們認為，“廣場協議”對日本貿易造成了嚴重影響，不僅是泡沫經濟形成的原因，也是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罪魁禍首。例如，金榮慤、深尾京司、牧野逵治認為，“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催生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膨脹。Haruhiko Kuroda強調日元升值是日本通貨膨脹的誘因之一，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巨大壓力。Koichi Hamada和Yasushi Okada認為，由于日本政府在泡沫崩潰后一系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失誤延長了日本的衰退，進而造成了日本“失去的十年”。二是另一些學者們則認為，日元升值同時對日本經濟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積極效應。他們強調日元大幅升值為日本企業在世界范圍內進行大規模擴張提供了良機，有助于日本經濟的健康發展。例如，肖冬紅和吳博認為，“廣場協議”后日美貿易逆差并未明顯縮小，只是呈現結構性變化，日元低估并非是造成日美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袁鋼明指出，日元升值以后，以日元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降低，給企業帶來成本下降、利潤上升的正面效應。商慶軍認為，日本企業以日元升值為契機，通過技術創新增強了行業的整體競爭力。

但上述兩派觀點并不矛盾，前者關注的是“廣場協議”的短期影響，而后者重點考察的是日元升值的長期效應。為了全面探究日元升值對日本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試圖將該影響分成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分別進行研究，特別是區分兩種效應的不同機制。筆者受龐德良、洪宇的啟發，提出“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所謂“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是指匯率波動時，出口成本上升風險對國內出口商追求創新的影響。具體而言：當一國匯率穩定時，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較強的競爭力，這將使維持原有技術及管理水平成為最佳選擇，出口商追求創新的動力和壓力較低；當本幣升值時，出口成本增加，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削弱，匯率風險將會迫使出口商提高創新意識，改善經營管理。龐德良、洪宇指出，石油價格以及能源價格上漲雖在短期阻礙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但在長期會成為迫使日本廠商降低能源成本、開發新能源的“內生技術進步機制”。由此，筆者試圖將這一觀點延伸至國際貿易領域，研究匯率波動引發的出口成本上升是否同樣會迫使日本出口企業加大技術創新、壓縮出口成本，以抵消匯率上升對出口的削弱。

“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表現為一種長期效應。“廣場協議”后，日本企業面臨出口成本上升壓力。對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日本，經濟增長長期以來對出口貿易形成了路徑依賴，難以在短時間內進行調整。然而，日本出口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長期必然會走創新之路。這種“匯率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很可能會部分抵消“廣場協議”的負效應，甚至通過溢出效應帶動其他部門的創新步伐，進而對日本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正效應。

二、“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的短期與長期效應分析

1.日元匯率的變化

為了反映匯率變動對兩國國際競爭力的實際影響，筆者使用日元實際匯率來說明“廣場協議”前后日元匯率變動情況。該匯率是筆者根據IMF網站IFS數據庫得到的1970～2012年日元對美元名義匯率月度數據、美國CPI及日本CPI月度數據計算而得，其中美國和日本的CPI都是用以美元計價、以2005年為基期的指數表示。

從1971到1995年，日元名義匯率從360日元/1美元上升到128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達到64.4%，日元實際匯率則從219日元/1美元上升至87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為60.3%。在此期間，日元出現過三次較大幅度升值。第一階段是1976～1978年，日元實際匯率從148日元/1美元上升到86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為41.8%。第二階段是1985～1988年，日元匯率從157元日/1美元上升到86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達45.2%。此階段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貿易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迅速增加，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貿易摩擦隨之加劇。由于貿易和財政的雙赤字，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債務國，而日本卻因為擁有巨額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第三階段是1992～1995年，日元匯率從92.3日元/1美元升至65.5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達到29%。

2.日本貿易總量的變化

按照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一國貨幣升值將導致出口減少，進口增加，國際收支減少，貿易條件惡化。然而，“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對日本進出口貿易的影響卻不是如此。筆者將“廣場協議”對日本進出口的影響分成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分別考察后發現：從短期看，日元升值的確對日本出口規模形成了沖擊；然而從長期看，日元升值并未對日本出口造成實質性影響，反而成為促進日本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

（1）日本貿易總量的短期變化

自1980年至1983年，日本對美國出口額長期呈穩定增長態勢，月平均出口額為31.4億美元，月平均增長率為26.5%。自1983年開始，日本對美國出口迅速攀升，由1983年1月的25.4億美元驟然上升到1985年7月“廣場協議”前夕的59.91億美元，上升幅度達到135%。日本對世界出口額則由1983年2月的110.8億美元增加到1985年12月的179.7億美元，三年上升幅度達到62.2%。然而，在“廣場協議”簽訂后的半年內，日本對美國出口便大幅下滑，由1985年10月的63.37億美元降至1986年1月的50.89億美元，下降幅度為24.5%。日本對世界出口同樣明顯下降，由1985年12月的179.7億美元迅速滑落至1986年1月的129.3億美元，下降了28個百分點。

相反，從進口方面看，日元升值推動了日本對美國及世界進口的持續增長，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致。1980～1985年，日本對美國月度進口長期穩定在20億美元水平，對世界進口月平均值為112.4億美元。日元升值后，日本對美國的進口額從1986年3月的22.47億美元上升到1990年10月的49.62億美元，累計上升幅度達到120%。日本對世界進口額從1986年1月的109.7億美元迅速增加到1988年3月的154.4億美元，上升幅度為40.7%。

可見，在“廣場協議”生效的半年之內，由于日元升值幅度超過了國內企業的預期，出口企業來不及在短時間內調整生產以規避匯率波動的不良影響，無論是日本對美國出口額還是日本對世界出口額都受到了較大的負面沖擊。

（2）日本貿易總量的長期變化

然而“廣場協議”對日本出口的沖擊時間很短。自1986年2月開始，日本對美國出口額便呈現穩步上升趨勢，由50.9億美元迅速上升到1986年7月的77.4億美元，1987年12月則上升至83.1億美元。而在此期間日元卻在持續升值，從1986年2月的121.35日元/1美元上升到82.15日元/1美元，升值幅度達40.1%。此后一直到1995年，日元實際匯率升值幅度累計達到31.5%，而日本對美出口額卻持續增長。截至1995年3月，日本對美國出口額達到了118.9億美元的峰值。

日本對世界出口額同樣自1986年3月便結束了下滑趨勢并迅速回升，同年9月升至190.6億美元，1987年12月升至240.5億美元，1991年3月上升為289.2億美元，到1995年3月達到420.6億美元，10年累計升幅為284.6%。這說明從長期看，日本政府和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抵御了日元升值對出口部門的沖擊。

而日本出口的大幅下降則是出現在1995年，當年3月日本對美國出口額為118.91億美元，到1996年1月則下降到81.2億美元，降幅達到46.4%。直至1999年日本對美國月出口額始終都在90億美元水平徘徊。與此同時，日本對全球的出口由1995年3月的最高值420.6億美元分別滑落到1996年1月的280.4億美元和1998年8月的277，6億美元。由此可見，日本無論是對美國還是對世界出口的大幅下降都出現在“廣場協議”簽訂的十年以后，而此時的出口銳減則是由日本“泡沫經濟”及其后的經濟蕭條造成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在一片繁榮中突然崩潰，從此陷入長達十幾年的蕭條。一般觀點認為，1985年日元升值對日本出口產生了很大的負面沖擊，然而從經濟數據和分析研究情況看，日元升值實際上對日本出口的不利影響只維持了半年多的時間，影響效果也十分有限。

3.日本貿易競爭力的變化

筆者選用日本凈出口比率作為衡量日本貿易競爭力的指標。凈出口比率（Net Exposing Ratio，NXR）指一國對另一國的貿易順差占兩國貿易總額的比率，公式為：

NXR=X-M/X+M

本文分別考察日本對美國凈出口比率NXRju和對世界凈出口比率NXRjw，上式中的x引用的是1980～2012年日本對美國和1970～2012年日本對世界的月度出口額，M為月度進口額。筆者參照Yu Hong、JialinGuan和Hongwei Su的凈出口比率（NXR）含義，用NXR來表示日本對美國和對世界貿易沖擊的嚴重程度。NXR的值介于-1到1之間，當NXR>0時，說明日本出口產品具有競爭力，NXR越趨近1，競爭優勢越明顯；當NRX

（1）日本對美國、日本對世界凈出口比率的短期變化

1980至1986年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迅猛增長，日本對美國凈出口比率迅速擴大。1980年1月日本占美國出口中的份額僅為5%，1983年9月上漲到34.5%，1985年12月上升到54.9%，1986年11月達到55.1%的最高值。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額超過了日美貿易總額的一半，成為了美國經濟制裁的主要對象。受到美國的壓力，國際社會普遍形成了日元升值預期，導致日本對美國及對世界的凈出口比率迅速下滑。自1986年開始，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驟然下降，順差占貿易總額的比例開始大幅度下滑。由1986年的55.1%分別滑落到1988年5月的32.6%和1990年1月的21.5%，5年下降了70%。可見“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在短期內對扭轉美日貿易逆差確實起到了作用，促使日美貿易向均衡方向調整。

自1970年開始，日本對世界出口迅速擴大，貿易順差逐年增加，日本對世界的凈出口比率也逐年上升。1980年至1986年期間這一趨勢尤為明顯。1980年9月，NXRjw只有4%，1983年7月增加到12.7%，1985年12月為22.8%，1986年9月達到30.7%，日本貿易順差額7年間增長到將近世界1/3的水平。然而，自1986年開始至1990年，日本貿易順差在日本對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出現了大幅下滑。1987年1月下降至16.7%，1989年8月下降至8.4%，1990年10月下降至6.7%，4年下降了80%。可見“廣場協議”在生效的5年內確實打擊了日本出口在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力。

（2）日本對美國、日本對世界凈出口比率的長期變化

從1991年開始，日本對美國凈出口比率便呈現回升之勢。1991年9月NXRju上升到36.4%，此時日元匯率為132.85日元/1美元；1993年9月NXRju升至38.5%，日元匯率為105.2日元/1美元；1994年7月NXRju達到36.6%，日元匯率為99.8日元/1美元。從1991年到1994年，日元升值幅度為20.5%，而日本對美國的凈出口比率卻逐年增加。由此可見，“廣場協議”雖然在短期內縮小了美日貿易逆差，長期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日美貿易失衡問題。

自1991年以來，日本對世界的凈出口比率開始回升。1991年2月增長到11.3%，1992年12月上升到22.2%，1993年12月上升為24.6%，而在此期間日元匯率上升了15.1%。可見，日本“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調整需要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在短期內難以見效。然而從長期看，匯率風險會迫使出口商不得不提高創新意識，改善經營管理，以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這種“匯率成本驅動型創新機制”一方面可以對沖匯率波動的風險，另一方面還會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

三、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前后日元實際匯率的變動為切入點，將匯率變動對日本貿易總量和日本貿易競爭力的影響分為短期和長期效應分別進行分析，得到了如下結論：

第一，一國貨幣升值雖然會在短期內抑制出口、削減國際貿易收支，但在長期有可能轉化為促進該國創新的積極因素。具體而言，一國貨幣升值導致出口成本增加，將迫使該國提高創新意識，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通過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方式提高產品質量，壓縮出口成本，提高效益，以抵消貨幣升值對貿易收支的壓力。這種“成本驅動型內生技術創新機制”將在長期內發揮作用，帶動該國各領域的創新與發展。

第二，“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在短期內的確給日本對美國和對世界的出口總量、所占比重及競爭力帶來了負面沖擊，這與國際貿易傳統理論是一致的。然而，這種負效應的時間是短暫的、效果是有限的。

第三，“廣場協議”對日本出口沖擊的短期負效應可以轉化為長期正效應，原因在于日本獨特的內生創新機制：匯率成本的上升使日本不得不依靠創新以保障出口的增長。由于創新機制難以在短期實現，日元升值會對日本出口形成短期負效應。但在長期，日元匯率上升會轉化為迫使日本提高創新意識，改善經營管理，以節約能源、降低出口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內生動力。這種“匯率成本驅動型創新機制”一方面可以對沖匯率波動的風險，另一方面還可能促進經濟的長遠發展。客觀來看，“匯率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可能與各種日元升值產生負效應的機制同時存在，但其綜合效應因國家和時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多數普通的工業化國家，盡管出口成本上升同樣會促使外貿企業的技術進步，但由于對外貿的依賴程度小，其創新的動力也有限，不足以抵消匯率上升對出口的負效應；而對于日本這樣能源極度匱乏，國內需求有限，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工業化國家，貿易成本上升則很有可能轉化為促進創新的內生動力，以至于不僅能完全抵消匯率上升的負效應，還會使其因日元升值而長期受益。

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蓬勃發展，中美貿易順差迅速攀升，與美國的雙邊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美國將貿易失衡歸咎為人民幣匯率低估，一再逼迫人民幣升值，雙方利益沖突日趨嚴重。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穩定，引起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強烈不滿。面對日益凸顯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來自日本的經驗性證據為我國提供了三點重要啟示：

第一，人民幣升值并不可怕，從長期看有可能成為促使我國出口企業創新的動力。出口成本的上升可能在長期驅使企業追求科技創新、技術進步、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出口技術含量，壓縮出口成本，提高效益的積極因素，這種“出口成本驅動型內生創新機制”足以抵消匯率上升對出口帶來的負面效應。

篇(3)

【關鍵詞】廣場協議 日元升值 人民幣升值。

一、對當時日本經濟的思考。

廣場協議前，日本經濟高速發展，GDP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而美國經濟卻面臨著逐年增加的貿易逆差和急劇擴大的財政赤字。為了緩解這種狀況，美國開始對其它主要經濟體國家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升值本幣，日本首當其沖。

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出現了短暫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復了增長，日本政府卻認為日本經濟將面臨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間，連續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銀行貼現率從5%降低到2.

5%，為當時主要國家最低。過度擴張的貨幣政策，進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時，提高利率等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卻直接挑破了經濟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經濟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決策錯誤。

二、中日經濟對比。

今天中國的經濟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大，都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都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仍有許多不同之處。第一是經濟體制不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制有相互持股制、終身雇傭制等，這些制度已完全不適應當時日本經濟發展。而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已逐步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些體制的改革與完善，為防范經濟危機奠定了基礎。第二是國內需求潛力不同。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已進人了后工業化階段，地區、城鄉差距非常小，國內需求已趨于飽和。而目前，我國除沿海地區經濟較發達外，中西部、東部發展潛力巨大，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為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三，當時日本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不易控制資本流入。

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出現極端波動，央行干預的可能性會非常大，以保證人民幣匯率的整體穩定。中國目前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狀況決定了人民幣在短期內不能出現大幅度升值，中國可以發揮資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資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首先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好處。人民幣升值有利于引進資本密集型產品，加快技術進步，有利于調整產業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從外向型到內外平衡型的戰略轉型。

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主要現象就是物價上漲，我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部分原因是由于國際原材料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企業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可以降低企業的進口成本，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產品的價格，減小外貿順差，從而減少基礎貨幣投放，緩解通脹壓力。同時，人民幣升值抬高了外資在中國大陸的購房成本，降低購房需求，有利于房價調控。另外，人民幣升值提高了企業在國外市場投資能力，有利于其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提高中國經濟的知名度與競爭力；加快中國企業國際化步伐。

人民幣升值的挑戰有首先，與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導向型經濟，對外依賴度大。2010年3月，中國的對外依存度一度達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才為25.13%（1985年），人民幣升值，中國的出口行業勢必會受到打擊。通過粗略估計，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作為中國出口主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凈利潤率就將直接下降1個百分點，而這些行業當前的平均利潤率僅僅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國的出口行業將無法生存。其次，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同時可能引發美國國債下跌和熱錢大量進入，推高人民幣計價資產價格，造成經濟過熱。另外，人民幣升值還將增強對人民幣再升值的預期，進而激發短期流動資本的投機沖動，。目前，多種投機機構已進駐香港，尋找中國內地的投機機會。這種“熱錢”大進大出勢必影響中國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穩定。

四、建議。

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一個強勢經濟體必然引發一個強勢貨幣，即帶來匯率升值。事實上，近幾年，我國經濟實力迅速提高，人民幣升值問題已成為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頸。中國應早做準備，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立足于中國的實際情況，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近性原則，在合適的時機進行適度的升值。目前，我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是來自美國。因此，要排除外來因素的干擾，防止本幣過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經濟，同時要采取各種措施早做預防，消化升值的壓力。 保持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根據“蒙代爾”理論，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這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因此，政府必須在三者之間進行選擇。在政策選擇方面，要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在廣場協議后馬克升值，德國央行堅決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而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穩定匯率，最終匯率沒有穩定，卻引起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日德兩國的經驗表明，只要維護好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匯率浮動并不足以破壞國內經濟。 繼續加強金融管制，實行賬戶開放需要逐步進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監管框架及風險約束機制。其中，要特別注意對短期資本流入的監管，以免造成經濟的大幅波動。目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依然是在資本項目存在管制下的匯率制度，這點決定了中國可以遏制因人民幣升值預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資本。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強技術創新，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德國在馬克升值后，大力促進競爭力強的產品出口，盡量減少成本因素的影響。從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看，加大自主研發投入，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 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區域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石是最優貨幣區理論，在此區域內，支付手段或是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區域貨幣合作有利于匯率的穩定，減小成員國面臨的外匯風險。中國應積極參與東亞貨幣合作，努力發揮在該區域中的影響作用，提升人民幣的地位，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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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認真研究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經濟教訓防范國民經濟出現過度波動。腦庫快參：2007（5）。

［2］王健，黃健。以國際視野調整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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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09，26（9）。

［5］單飛。中日貨幣對美元升值的影響：比較與啟示［J］。經濟與管理，2008，22（12）。

篇(4)

關鍵詞：日元升值；產業結構升級；人民幣升值

一、引言

據證券時報8月9日的報道，自2005年7月21日匯率體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已累計升值超28%，名義有效匯率累計升值20%，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30%。面對現階段人民幣較長時期的升值壓力，能否趨利避害，不僅關系到我國的對外貿易競爭力，還關系到我國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由于目前的人民幣升值與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后日元升值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存在諸多相似性：都經歷了長達二十幾年的經濟高增長，都有著巨額的國際貿易順差，都擁有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都呈現國內經濟過熱跡象等。而日本“廣場協議”后的日元升值不但沒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反而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因此，有必要研究日本的經驗以供借鑒。

二、日元升值與日本產業結構升級的經驗分析

目前我國與上世紀80年代日本的相似之處，主要體現在高速增長和巨額貿易順差方面。1980年到1985年，日本經濟保持6%左右的增長速度，外貿出口年均增長達到6.3%，外貿順差規模逐年上升，1985年達到466.8億美元；而我國自2000年以來，經濟都保持在8%以上的增長速度，對外貿易方面，2005-2008年期間我國的進出口商品總額都是逐年上升的，且始終保持著貿易順差。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我國商品進出口額比上年有所下降，但還是有約2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我國的外匯儲備也是年年劇增，到2011年年末已達到3.79萬億美元。

而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當時的日本政府實行了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制定周密的計劃，確定產業的發展方向，然后運用科學的產業政策以及法規、行政指令來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戰后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也使日本在世界各國中成為以產業政策成功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典范。“廣場協議”后日元經歷了持續升值，但升值并沒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反而推動了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為借鑒日本的經驗，我們對上世紀80年代日元的升值情況及日本那時的產業結構變動情況作分析。

（一）日元升值情況

二戰后到1971年初，日元兌美元的名義匯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兌360日元的水平上。自1973年開始，日元兌美元匯率開始升值，至1985年9月初，日元兌美元名義匯率約為 240 日元。1985 年 9 月 22 日，美、英、法、德和日本5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達成了廣場協議，協議指出，為了糾正5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各國應同時采取使美元貶值、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的宏觀經濟政策。廣場協議達成后，上述國家聯手干預外匯市場促使日元升值，至1986年升值 30%，而且從 1986年到 1995年期間，日元匯率一直呈現出不斷震蕩升值的態勢，1995年4月為1美元兌79日元，創出了日元對美元匯率的最高記錄。

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有一定必然性的。除了有外來的壓力作用外，同時也是日本自身的內在要求。首先，它是日本經濟與金融國際化的必然結果。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日本邁出了經濟金融自由化的步伐，到八十年代這一進程加快。日本政府逐步放寬利率限制，修訂《外匯與外貿管理辦法》，開放了日本的金融市場，并且積極拓展日本銀行的海外業務。隨著日本金融市場由封閉走向開放，日元資產的魅力展現出來，需求的增加必然帶來日元攀升。

其次，升值是日本政治國際化的需要。隨著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提高國際地位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日本政府一直希望通過積極的參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協調，擴大政治影響力，擺脫其“政治侏儒”的命運。日本愿意在廣場協議中以犧牲經濟利益，成為美國在國際政策的協調中的堅定盟友，換取政治收獲。

最后，日本所以接受廣場協議，還與當時的宏觀經濟政策有關。1985年前后，日本開始謀求一場經濟增長模式的大變革。即由“外需主導型”向“內需主導型”的轉變。由于日美之間的巨額貿易逆差，使兩國之間的摩擦日趨激烈。這使日本認識到轉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的重要性。并于1985年，在《經濟白皮書》中指出：日本需要擴大內需，以緩和國際關系。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過內部的這一變革應付升值帶來的對外貿易損失。

（二）日元升值對日本貿易的影響

日本是一個島國，國內自然資源稀缺，國內市場也較小，基于此日本從戰后就確立了“貿易立國”的政策。并且憑借這一政策，大力發展制造業，實現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因此貨幣匯率的變動，特別是本國貨幣的大幅升值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十分強烈。

理論上講 ，匯率變動首先將影響到產品的出口。日元升值全面抬高日本產品的成本和價格，使日本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國際競爭力下降。因而在日本的出口產品中，一部分替代性較強、需求彈性較大的產品，將被國際上的其它產品替代。生產這類產品的企業，將首先受到打擊，這一打擊又會通過產業鏈條波及到其它制造產業，最終將導致出口額的減少。

篇(5)

甲方：重慶市北碚區競立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表人：譚朝義

住址：

乙方：（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表人：

住址：

鑒于甲方需將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物業管理進行轉讓；乙方擁有合法從事物業管理資質條件。對此甲、乙雙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就甲方轉讓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給乙方進行物業管理一事，經雙方充分協商達成如下一致協議：

一、 甲方同意將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轉讓給乙方進行物業管理。

二、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的轉讓，對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進行物業管理。

三、 轉讓物業管理期限從二0一0年 月 日起至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委員會終止乙方對該項目物業管理之日止。

四、 本合同書的生效應征得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同意，對此乙方承諾已征詢業主（或房屋租賃戶）同意。

五、 從本合同書簽訂生效之日起，甲方在與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或房屋租賃戶）簽訂的《物業管理合同》中，所約定的權利、義務一并轉移給乙方。

六、 本合同書簽訂生效之日前，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或房屋租賃戶）所欠甲方的物業管理費、水、電費，對原與甲方已簽訂物管合同的業主（或房屋租賃戶），乙方同意先按50%自行墊付甲方（附清單），然后乙方向欠款的業主（或房屋租賃戶）收取物管、水、電欠費和滯納金、違約金。對原與甲方未簽訂物管合同的業主（或房屋租賃戶），鑒于已實際享受物管服務的事實，根據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其業主（或房屋租賃戶）應予繳納物管費，該費用由乙方依據合法程序負責追收繳納。

七、 乙方承諾接受原甲方在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工作的物管人員（包括保安、清潔工），保證其工資及福利待遇不得低于原標準，并按國家相關政策作相應調整。在物管人員（包括保安、清潔工）交接過程中若產生矛盾糾紛或經濟補償問題均由乙方負責承擔解決。

八、 甲方將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A2區4樓建筑面積 作為物管用房（含室內部分辦公用品）及該商業廣場的水電設施、公共區域設施（電梯、照明、綠化、道路等）一并交給乙方（附清單），有乙方使用并負責維修、維護。且A2區4樓只能用作物管辦公不得將此房變賣、出租或抵押。

九、 乙方經營期間有權對該區道路、空間等進行合理規劃、管理和使用。

十、 對連接原廣播局通道處、橋面及臨河道下面的防洪層空間，在不影響房屋主體質量、安全并通過城建規劃等前提下，可以進行合理利用，所產生的費用由乙方自行負責，產生的收益概由乙方享有。

十一、 甲方原商業廣場售房部（化風山公園入口旁）無償交付乙方（從簽訂合同即日起），如遇政府部門要求拆遷，乙方應無條件予以服從，拆遷事宜概由乙方與政府接洽。

十二、 乙方管理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物業期間，應依法經營。其收益歸乙方所有，債務由乙方承擔。

十三、 乙方因物業管理向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或房屋租賃戶）收取的物業管理費標準，按甲方與西充電影院商業廣場項目業主簽訂的《物業管理合同》約定的標準執行。非經合法程序，乙方不得擅自提高物業管理收費標準。

十四、 本合同書生效后，甲、乙雙方應嚴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

十五、 本合同書經甲、乙雙方簽字蓋章后生效。本協議一式三份，甲方一份，乙方兩份。

甲方：重慶市北碚區競業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法定代表人/委托人：

篇(6)

關鍵詞：貨幣升值 貿易結構 產業升級

一、日元的三個階段

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至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前，是日元升值準備期。這一階段是世界各國匯率體制由固定匯率制轉向浮動匯率制的適應期，又是美元脫離金本位制束縛并逐步替代黃金成為世界貨幣的過渡期。從1985年G5國簽署“廣場協議”到1987年G7國簽署“盧浮宮協議”是日元的快速升值期，即日元升值的第二階段。1985年9月22日，英美法德日五國在美國紐約廣場飯店簽訂了著名的“廣場協議”，聲明為使匯率更準確、更適當的反應各國根本經濟情況而展開密切合作，日元開始走上快速升值的道路。1987年2月22日，G7國在法國巴黎召開會議，一致同意將匯率穩定在當前階段，并簽署了“盧浮宮協議”。至此，日元的升值趨勢從主觀上得到扭轉，日元“被”升值的過程正式結束。1987年至今是日元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期，即第三階段。雖然盧浮宮協議并未產生預期效果，美元依然保持貶值勢頭，但貶值的幅度和速度已大大緩和，美日兩國匯率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此時日元升值是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必然效應，政治因素的作用弱化。

二、日元升值的原因分析

1.日益嚴重的貿易摩擦是促使日元升值的直接原因

日美貿易摩擦由來已久，里根總統時期日美貿易摩擦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首先，貿易摩擦的對象不僅限于個別品種，而是日本整個出口行業。其次，貿易摩擦的對象領域開始擴大到技術尖端產業和以金融業為首的服務業。最后，美國分別于1962年和1974年制定的《貿易擴展法》和《貿易法》中的第301條規定，使得美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有了本國的法律支持。80年代中期的日美貿易摩擦已不僅僅局限在日美兩國之間，而是成為決定世界政治經濟走向的關鍵問題。最終，美國召集其他四國在紐約簽訂了廣場協議，通過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來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實現打壓日本出口的戰略目的。

2.長期積累的貿易順差是導致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

二戰結束之后，日本在對美貿易中出現貿易順差。進入80年代，美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信奉“供給經濟學”的里根政府推出了大規模的減稅政策。1984年，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高達330億美元，在美國當年12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中占了近30%。日元在經常項目上巨額順差使日元面臨空前的升值壓力，因此在簽署廣場協議之前，日本甚至曾主動要求日元升值20%。盡管此前日元一直在小幅升值，但無法滿足美國力圖改變現狀的需要。加之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美國憑借其在軍事和政治上對日本一直保有的控制力，最終導演了“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快速升值，以擺脫對日貿易赤字帶來的經濟困擾。

三、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結構的影響

1.出口結構顯著優化

理論上講，日元升值會抑制日本的出口，擠壓出口企業利潤，反之進口會逐漸增多，貿易順差也將縮小。然而，自1985年日元開始大幅升值以后的十年內，日美貿易順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逐漸擴大，并和匯率變化之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日元升值使得另外一些資金規模雄厚，技術領先的大型外貿企業開始實施海外擴張戰略。1985-1989五年內全產業技術進口件數達38218件，共支出9797萬美元，按照當年即期匯率折算日元，平均折算比率不到1：146。同時，全產業技術出口件數則穩步增加，直至1997年，日本當年出口總件數達到13194件。由此可見，日本利用日元升值迅速從國外進口先進技術實現全產業的技術升級，在本國的技術基本完成升級之后，日本從單純出口產品轉向了產品和技術雙重出口。

2.制造業的升級和服務業的崛起

在日本經濟由外需轉向內需的過程中，日本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也逐漸被服務業所替代。部分低端制造業利用新技術帶來的優勢實現了自身產業升級，帶動整個制造業迅速向新技術領域發展，催生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業。而傳統制造業如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日元升值的推動下加快了向海外轉移的步伐。1986年底到1987年初，隨著由日元升值帶來的進口替代效應日益放大。在1986-1989四年內，衣服類絲織品出口減少15%，進口增加117%；鋼鐵類金屬出口減少12.1%，進口增加133%；原材料類產品進口增加47%。日本經濟開始從進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品的貿易結構，轉向進口半成品，出口完成品的結構形式。在此過程中，工業制品的進口顯著增長，加之亞洲新興國家工業化進程進入加速階段，為日本轉移低端制造業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四、啟示

1.加速產業升級，推動低端產業向中西部轉移

長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順差中加工貿易順差遠高于一般貿易，而貨物貿易順差又始終是我國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服務貿易一直是貿易逆差。自2006年初起，福建廣東等東部沿海各省頻頻出現用工荒現象，預示著我國東部沿海省份已經面臨巨大的產業升級壓力。加之人民幣長期以來的升值趨勢帶來的出口成本增大和利潤降低，東部沿海各省的產業結構升級已經刻不容緩。由于我國國土面積龐大，人口眾多，在地域上有廣袤的土地可以容納大量制造企業，而且巨大的人口存量也為我國持續提供廉價勞動力。因此，中西部各省可以抓住機遇，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引導勞動力回流。經過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東部沿海地區將逐漸走向產業鏈兩端，通過依托研發創新或者提供高質量服務實行品牌戰略。

2.擴大內需，提高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2012年，我國GDP總量超過50萬億人民幣，約為8.36萬億美元，人均GDP早已步入中等收入國家水平。我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近十年來也穩定在40%左右，商品性消費占總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服務性消費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增長較緩。為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應提高第三產業，尤其是金融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以促進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應進一步發揮以流通產業為代表的傳統服務業在第三產業中的基礎作用，發展以現代商業和物流業為代表的現代流通產業，提高流通產業的整體水平。同時，要著重支持以金融保險業和計算機信息服務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逐步取消金融管制，縮小其與發達國家現代服務業之間的差距，推動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型，實現我國經濟的戰略轉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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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春明.日元升值后的日本產業結構調整與亞洲經濟[J].南開經濟研究，1994（03）.13-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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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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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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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快_________廣場的開發建設，確保_________年該項目能順利交付使用，甲、乙雙方經充分協商，在平等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就“_________廣場”主體結構工程承包事宜達成本協議。

一、工程名稱及地點：廣場主體結構工程（以下簡稱本項目）本項目位于_______交匯處（祥見初步規劃圖），占地面積約_______平方米，總建筑面積約_________平方米。

二、工程承包范圍：本項目全部主體結構工程（詳見規劃設計圖及施工協議）。

三、工程承包模式：甲方向乙方發包，由乙方采用包工包料包質量包工期等全包干的方式承包。

四、本項目工程總造價：按中國建筑國營二級收費標準計費，約_________元人民幣（_________元）。

五、工程質量要求：必須能通過中國質檢部門的質量驗收。

六、施工期限：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共計_________日歷天。因甲方原因或者不可抗力導致工期延誤的，乙方施工期可以順延。

七、工程款結算及支付方式

1.乙方所承包工程的總價以最后工程竣工結算價為準。

2.乙方同意甲方用自己控股的將 _________有限公司已取得的用地一塊轉讓給乙方沖抵甲方應付給乙方承建本項目的工程款，差額部分，雙方屆時另外協商，該地塊位于 _________，占地面積_________平方米，可建商住面積為_________平方米，單價為_________元／平方米，總價為 _________元人民幣。

3.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_________地皮”首期轉讓金了_________元人民幣，具體支付數額及時間如下：_________。

4.甲方在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乙方的同時，乙方與甲方簽訂一份欠款協議書，并向甲方出具經_______律師行簽印的欠甲方_______元人民幣地價款的欠款依據憑據。

5.甲方根據乙方在_________廣場工程上的進度投資款額分批向乙方開出收款收據，每月開出一張，直至_________廣場主體結構工程完工為止，待工程竣工結算后，如果結算總額與收據總額不一致時，以最后結算總額為準，沖抵乙方向甲方開出的欠據。

八、甲方的權利及義務

1.甲方有權監督乙方是否按已確定的規劃及設計圖紙的要求建設施工。

2.為確保工程按期完工，甲方有權檢查乙方的建設施工進度。

3.為確保工程質量，甲方對乙方施工中不合格部分，有權指令乙方返工、修改。

4.甲方負責本項目用地范圍內的“三通一平”，確保乙方進場后能正常施工。

5.甲方負責用以抵工程款之用地的“三通一平”，確保乙方能正常開發建設該地塊。

6.甲方負責辦理以地抵工程款的用地的轉讓手續，并配合乙方辦理單項房地產開發公司成立的有關合法手續。

7.甲方必須辦理好“_________廣場”項目開發建設的各種合法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