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扶貧案例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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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精準扶貧 案例研究 寧夏

一、寧夏回族自治區貧困現狀

寧夏地處西北內陸高原，是中國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之一，轄5個地級市，22個縣、市（區），2015年底總人口667.8萬人，其中回族人口占36%。由于受歷史條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經濟發展長期滯后。西海固是寧夏革命老區、貧困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自然條件極其惡劣，是六盤山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包括原州、西吉、隆德、涇源、彭陽，海原、同心、鹽池、紅寺堡9縣（區），人口206.3萬，占寧夏人口近三分之一，其中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占寧夏38.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的81.7%。西海固是寧夏扶貧開發的主戰場和最難啃的“硬骨頭”。

二、寧夏回族自治區精準扶貧案例

（一）產業扶貧――以同心縣同德村為例

同心縣隸屬于吳忠市，位于寧夏中部干旱帶核心區，縣境內溝壑縱橫，干旱缺水，日照充足，晝夜溫差較大，適宜種植枸杞。河西鎮同德村是同心縣最后一個生態移民村，潤德枸杞莊園生產基地來自于從同德村移民群眾手里流轉來的7500畝枸杞。目前，莊園擁有百噸級無塵制干車間，采用現代化生產流水線，對采摘的新鮮枸杞進行清洗、殺菌、消毒、速凍，包裝，不僅可以當作零食直接食用，還可以煲湯、泡茶、熬粥等。通過深加工，可將枸杞做成枸杞原液、枸杞酵素等保健食品，提高枸杞的附加值。據莊園負責任介紹，他們還將向藥品、化妝品等行業進一步拓展，出口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僅用了3年時間，同德村從寸草不生的荒灘發展成為高效益高產出的枸杞莊園，枸杞產業成了“拔窮根”的支柱產業。莊園里2000余名工人全部來自同德村1379戶移民群眾，在枸杞產業帶動下，同德村從移民前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發展到6000多元，戶均收入超過2萬元。小小的枸杞讓這片貧瘠的土地變成了“致富金礦”，產業扶貧真正實現了源頭“造血”。

（二）旅游扶貧――以西吉縣龍王壩村為例

龍王壩村隸屬于“苦瘠甲天下”的西吉縣，該村有8個村民小組，404戶共計1672口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208戶共計840人，是全縣238個貧困村之一。龍王壩村山清水秀，村民們吃自己種的雜糧和綠色有機蔬菜，是原生態的長壽村，村里有40多位80歲以上的老人，8位90歲以上的老人。該村2014年榮獲“中國最美休閑鄉村”的稱號，就地取材發展旅游產業是它脫貧致富的特色。近年來，隨著退耕還林工程的實施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龍王壩村依托本地的自然景觀資源，成立心雨林下產業專業合作社，該社已入選全國“合作社+農戶”旅游扶貧示范項目。現在，村里的貧困戶都成了勤勞致富的能手，他們把農村變成景區，村民變成導游，民房變成客房，產品變成禮品，摘農家菜、吃農家飯、睡農家炕，把原汁原味的農村生活打造成農家生活體驗系列旅游產品。此外，村里的梅花鹿養殖中心和草莓采摘中心也備受游客喜愛，該村年接待游客達6萬人次。去年，村里177戶737人通過發展鄉村旅游產業實現了脫貧，脫貧率高達85%以上。

（三）“軟文化”助力精準扶貧――以中衛市為例

中衛市轄沙坡頭區和中寧、海原兩縣，共40個鄉鎮442個行政村、32個社區居委會。共有21個民族，五大宗教俱全，屬典型的民族聚居地區。沙坡頭區以宣傳黨的政策、展現脫貧決心為主題，通過30余場扶貧攻堅專場演出讓老百姓了解精準扶貧政策。中寧縣給山區的農家書屋補充大量圖書，建起了部分鄉村電子閱覽室，并將“互聯網+”思維融入精準扶貧，幫助留守兒童與父母進行感情溝通。海原縣建成了集設計研發、加工培訓、展覽銷售為一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業孵化基地。通過引商、整合等方式，扶持了12個脫貧銷號村，帶動600名貧困家庭婦女穩定就業。此外，中衛市在全域旅游總體規劃中明確文化為魂的思路，將海原回鄉風情展示列入了特色旅游區，著力打造民俗文化游和絲路尋蹤游線路。通過深度挖掘民俗資源，在“全國歷史文化名村”南長灘村建設黨項民俗村。此外，市政府協調鳴沙村80多名群眾，通過組建駝隊和花兒組合演藝團隊，讓他們走進沙坡頭景區服務崗位。目前，該村正在建設占地60多畝的穆民風情苑，項目建成后可安排150多戶群眾經營創收。

（四）精準培訓促進精準扶貧

精準脫貧能力培訓工作被區政府確定為2016年民生工程為民辦實事之一，安排兩億資金，培訓十萬人次。培訓對象主要瞄準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和“十二五”、“十三五”生態移民；根據市場需求和勞動者意愿，培訓工種主要以駕駛員、刺繡、育嬰師、手工藝編織、養老護理、電焊工等工種為主；培訓模式按照“企業訂單、培訓機構列單、培訓對象選單、政府買單”的流程進行。截止年底，全區共對125732人次進行了技能培訓，超額完成25.7%，其中有89732人取得了初級技能資格證書。精準培訓的目標是：實現培訓一人、就業一人、脫貧一戶。引導貧困群眾不斷挖掘自身潛能，通過積極參加技能培訓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拓寬增收的渠道。

三、寧夏回族自治區精準扶貧帶給我們的啟示

第一、要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深度挖掘本地區資源優勢，做到因地制宜。充分l揮貧困地區土地遼闊，山清水秀，污染較少的地緣優勢，依據貧困地區特殊地形、地貌的特點，從生態農業、生態林業等宏觀思路著手，通過產業扶貧實現其健康可持續發展。同時，可以依托自然環境和民俗文化發展生態旅游業。

第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精準扶貧必須加強對貧困村領導班子和貧困戶的教育培訓，徹底打消他們“等靠要”的念頭，積極轉變脫貧觀念，樹立脫貧信心，提升脫貧能力。通過技能培訓掌握至少一種生存本領，積極就業或者自主創業，從源頭上拔窮根，發揮貧困群眾的主體性作用。同時，要引入技術特派員，針對貧困地區的特色產業進行技術指導。

第三、要加大精準扶貧政策的宣傳力度。遵循“講得清楚、聽得明白”的原則，通過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化宣傳方式，讓黨的扶貧政策真正走進群眾的心里，提高他們生產、就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形成“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良好精神面貌，為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

參考文獻

[1]王旭明.關于新常態下精準扶貧的思考――從寧夏貧困戶家計特征視角分析[J].寧夏黨校學報，2016（2）.

[2]夏自成.寧夏農業特色產業精準扶貧現狀及保障措施[J].山西農經，20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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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 吉利控股集團獲準收購寶騰股份 吉利控股集團系列跨國并購融資創新案例研究 吉利控股集團國際化的風險分析與發展對策 金融控股集團的內部控制 金博投資控股集團 趙克志陳敏爾會見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一行 等 天洋控股集團入主沱牌舍得集團 金融控股集團的模式選擇與風險管理 德隆的民營金融控股集團之夢 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團的路徑選擇 關于金融控股集團財務控制研究 富潤控股集團改制后的思路和方向 金融控股集團內部市場及其協同效應 金融控股集團的協同效應 鼎立控股集團轉型開新局 金融控股集團管理與業務協同研究 樂視控股集團董事長 航天通信控股集團內部控制案例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中國 > 經濟法律 > 吉利控股集團 吉利控股集團 雜志之家、寫作服務和雜志訂閱支持對公帳戶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賈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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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故事

“一個沒有社會責任心的企業，最終總是會被市場無情拋棄，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實現永續經營的。”吉利控股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曾這樣深刻認識企業經營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密切關系。

吉利控股集團始建于1986年，經過30年的發展，現資產總值超過千億元，連續5年進入世界500強，連續13年進入中國企業500強，連續9年進入中國汽車行業十強。

在企業快速發展的同時，吉利通過大量的社會責任實踐，形成了在扶貧開發和公益方面的基本價值主張。他們以“讓世界感受愛”為公益價值主張，將教育與環保作為公益聚焦領域，同時輻射文化傳播、扶貧賑災和弱勢幫扶三個公益議題，以解決真實的社會問題、實現社區融合、推動吉利人深度參與、探索可持續的公益模式作為四大公益原則。

自中央實施精準扶貧政策以來，吉利集團董事局、黨委專門組織學習了中央扶貧指示精神，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投身精準扶貧事業中去，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精準到戶、精準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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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真排查，立行立政

按照通知要求，以2016年至2019年3月時間節點，即刻組織力量尋全縣涉及**部門的扶貧項目逐一對標排查。經排查，目前暫未發現問題線索。

二、突出重點，警示教育

*黨組在推進案促改工作中，把扶貧工作作為重要內容，有針對性選取**系統扶貧領域典型案例組織進行警示教育，從中汲取教訓，舉一反三，著力查找問題漏洞，堅決予以整改。同時，與5月上旬，利用周五集中學習例會時間，組織全*黨員干部職工認真學習黨紀黨均由知識，從思想上認識上增強廉政意識、增強務實作風意識。

三、建章立制，形成長效

立足部門職能，緊盯扶貧項目資金撥付、扶貧項目建設、工程項目招標環節、針對查擺出的制度漏洞，在嚴格落實中央、省、市關于政府投資項目和扶貧項目管理規定的基礎上，從內部運行程序上進一步健全完善規章制度，并進一步加大督查檢查力度。下一步，將會同監察委和派駐紀檢組，持續加強對扶貧項目資金的檢查工作，不斷強化日常監督，切實防范和化解廉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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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有個豐寧縣，豐寧有家緣天然。緣天然是個生產高端有機乳品的農牧企業，2012年起，走的是“企業+貧困戶”的產業扶貧路線。縣里把扶貧資金分解到戶，貧困戶再把這筆錢入股到企業，一般戶均每年保底分紅可達750-1200元，加上在緣天然上班的工資收入，進入這條產業鏈的農戶當年就能邁過貧困線。

牧場和生產線勞動強度不大，技能門檻不高，婦女和歲數大點兒的農民都能干，希望加入緣天然的貧困戶越來越多。政府也寄望緣天然擴大產能，發揮更大龍頭帶動作用，問題是擴產的資金從哪來？用集團董事長孫璽珉的話說：最大的瓶頸是農業設施和生物資產不能作為抵押物獲得貸款，融資成了他心頭的一個痛點。

轉眼到了2016年9月，豐寧縣為緣天然聯系了京東金融、蘇寧金融和中華聯合保險等機構，設計了一個發放扶貧貸款，投資龍頭企業，保險公司保，政府提供風險保證金的模式，授信金額2億元人民幣。項目先期在黃旗鎮東營子村奶牛牧場進行試點示范，這個牧場可帶動1000貧困戶，戶均最低年收入在12000元以上。孫璽珉向政府承諾，待示范成熟后，將在緣天然集團旗下其他三個具備條件的牧場進行推廣，屆時豐寧通過奶業扶貧最少可帶動4000農戶脫貧，占全縣40620貧困戶的十分之一。豐寧縣委書記方志勇對這個產業扶貧模式的概括是：“企業得發展，資方零風險，農戶有笑臉”。

到豐寧走了一圈，感慨頗多，緣天然的案例對很多地方都具有借鑒和啟示意義。產業是精準扶貧的“發動機”，落后地區要甩掉貧困帽，只能借助產業崛起；沒有產業的區域，擺脫不了死水一潭的困境。精準扶貧要實施精準幫扶，不僅幫扶貧困戶，也要幫扶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社會效益好的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這才能形成龍頭帶動、能人引路、項目輻射、產業發展的局面。要選擇貧困群眾能上崗就業、穩定增收的特色優勢產業項目，引導、提高貧困戶產業發展的參與度和受益度，增加租金、股息、紅利等財產性收入。

從政府層面考察，產業扶貧需要積極探索創新，開流活源，以開闊的視野和開放的襟懷去調動、配置各種社會資源。從企業視角考量，不能把產業扶貧僅僅理解成付出和奉獻，客觀、準確的認知應該是：企業為貧困地區創造發展契機，扶貧事業為企業帶來更大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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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持續脫貧依然是難點。經過扶貧部門的巨大努力，建檔立卡措施有效地瞄準了貧困群體，但是如何支持貧困群體可持續脫貧依然十分困難。貧困群體能否可持續脫貧取決于其收入是否能增加到越過貧困陷阱的門檻和是否能夠使得整個收入可持續下去兩個方面。按照現在多數地方的產業扶貧的做法，一是很難使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一個高的水平，二是即使有的地方貧困人口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可持續性低，收入波動大。主要問題是提高收入創新路徑不足，政府主觀意志主導，產業扶貧求大求快。除非有大規模市場需求的產業，否則大規模產業開發使貧困群體受損，需要創新一村一組或一戶一品的特色產品，而不是產業，因為今天已經不是過去的農業產業短缺時代，而是結構性的產品短缺時代，市場需求也是個體化和特色化。市場里和電商里堆積如山的低價產品就是很好的說明。

第二，扶貧兜底依然困難。近年來政府針對貧困群體、留守老人、留守兒童等不同弱勢群體的支持逐年提高。但是，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扶持數量的增加速度遠遠高于單位個人強度增加的速度，雖然得到扶持的人數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個人支持的強度往往不足以抵御來自教育、健康等風險，而且在物價持續上漲下，有效兜底效益不高。由于低保是政府的無償資源轉移，這往往會造成權力性的擠入，如很多地方存在村干部和相對富裕群體擠入低保戶和貧困戶的現象。即使在那些不存在擠入現象的村莊，由于實際生活狀況相差并不大的現實困惑，迫使很多地方將低保轉變成了按年農戶輪流受益的平均分配格局，這一現象在貧困村莊非常普遍。低保資源在鄉村復雜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出現了異化，使低保失去了兜底扶貧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以擴大農村低保覆蓋率為指標的農村低保政策需要向兜底質量轉變，農村低保覆蓋率不宜繼續增加，而應該注重發育合理的識別和退出機制，縮小兜底面，提高兜底強度和效果。

第三，科學扶貧依然困難。貧困的發生有其自身的規律，扶貧需要按照貧困發生的規律展開。盡管明確指出：扶貧不搞層層加碼，不能搞超前完成。這為精準扶貧提出了科學的扶貧原則，但在2020年脫貧目標約束下，很多地方還是做出提前脫貧的要求，很多扶貧項目設計要求年內完成。這些行政性指令嚴重扭曲扶貧工作的科學性和規律性。急功近利和簡單的技術管理規則忽視了扶貧工作復雜性和艱巨性，影響精準扶貧的效果。應該認識到，即使要求在2020年脫貧，對于大多數地方而言難度依然很大，因此精準扶貧的工作安排要杜絕任何不切實際的提前完成，加大工作力度，確保2020年實現扶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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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當前工作需要，的會員“筆試者”為你整理了這篇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情況調研報告范文，希望能給你的學習、工作帶來參考借鑒作用。

【正文】

為鞏固提升井岡山市脫貧攻堅成果，10月中旬，市統計局對井岡山市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情況開展了專題調研。調研組通過召開座談會、與市政府職能部門深入交流等方式，廣泛聽取意見建議，形成了本調研報告。

一、我市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工作基本情況

2017年2月26日，井岡山實現在全國率先脫貧“摘帽”后，按照“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四個不摘”要求，明確“產業為根、立志為本、機制為要、黨建為基”總體思路，實施“產業增收、能力提升、兜底保障、黨建引領”四個全覆蓋和可持續，不斷鞏固提升脫貧成果，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井岡山自2014年到2019年底，實現脫貧入口4751戶17172人，剩余未脫貧21戶86人，貧困發生率由2014年的13.8%降至2019年的9300元。2020年預脫貧21戶86人，貧困戶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0205元。井岡山率先脫貧“摘帽”，并用改革思維和創新辦法推進精準脫貧、鞏固提升脫貧攻堅工作，得到了國家、省、吉安市的高度認可以，獲得了多項殊榮：被評為2017年全國十大新聞、2017年中國改革年度十大典型案例、2018年榮獲全國脫貧攻堅組織創新獎、改革開放40年地方改革創新40案例、2019年江西省及時獎勵集體三等獎，井岡山脫貧攻堅實踐的成功安全參展“決戰2020脫貧攻堅展”。

（一）聚力工作格局更加堅實。在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工作過程中，始終堅持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深入推進“黨建+” 扶貧。實施“321”黨員幫扶機制，實現領導掛點、干部包戶、第一書記駐村、黨員結對、技術人員指導的幫扶力量“五個覆蓋”。向17個鄉（鎮、場、街道）全覆蓋派駐扶貧團，2017年以來，各級扶貧單位統籌幫扶資金達1.168602億元。選派了124名第一書記協同扶貧駐村工作組全程駐村，實現了貧困戶家家有幫扶責任人。推廣“支部+全作社+農戶”、“ 支部+企業+基地+農戶”等形式，帶動群眾致富。同時堅持“志智”雙扶，激發貧困戶脫貧的內生動力。

（二）政策保障體系更加扎實。在政策落實方面，在原有的產為扶貧、就業扶貧、教育扶貧、健康扶貧等脫貧攻堅政策繼續保持不變的基礎上，對脫貧攻堅實踐中暴露出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跟進出臺相應的政策措施，使脫貧政策更接地氣、更為精準、更有底氣。加快了產業扶貧的提質增效，培育了“井岡山九豐農業”、“井岡山夏一農業”等一批有影響力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長塘古韻民宿產業、大倉村全域旅游扶貧產業示范點等民宿、研學扶貧產業。同時進一步健全了產業扶貧的利益聯系機制。2019年，4579戶貧困戶有3993戶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獲得產業扶貧資金的扶持，參與貧困戶實現戶均增收4605元。全力幫助扶貧對象就業創業，全市貧困勞動力9710人，實現就業8034人，其中園區企業，農業合作社以及就業扶貧車間就業1485人，外出務工3148人，公益性崗位就位1995人，從事旅游以及第三產業就業1406人，扶貧對象轉移就業率達82.83%。增長率扶貧覆蓋貧困學生從學前到大學各個階段的一攬子幫扶資助政策，僅2019年財政資金和社會資助資金共計972萬元，資助學生7446余人。健康扶貧開展“優質服務基層行”活動，并加強了村衛生室的管理，17042余貧困人口享受了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充分了村民就近、便捷就醫、緩解了基層群眾“愛病難”、“就醫難”的問題。提高了重大疾病救助保障能力，10種大病免費救治、21種重大疾病實行專項救治；提高了貧困人口住院醫療和門診特殊性性病待遇；貧困人口免費參加城鄉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和醫療附加險，通過建立和完善“四道保障線”，有效解決了因病致貧，因病近觀貧問題。

（三）扶貧工作作風更加嚴實。創新脫貧“三大紀律”。嚴守政治紀律，樹立黨員干部正確的脫貧政績觀，杜絕虛假脫貧、數字脫貧；嚴守群從紀律，駐村幫扶決不增加群眾負擔；嚴守經濟紀律，緊盯扶貧資金使用，讓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刃上。以作風攻堅促進了脫貧攻堅，涌現了一批感人先進扶貧事跡，密切了黨群干群血肉聯系。

二、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我市在鞏固提升脫貧攻堅成果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和困難。

（一）極少部分脫貧戶仍有返貧的風險。目前我市對極少數貧困戶的幫扶措施仍然停留在單純的給錢給物“慰問式”幫扶或政策性扶貧層面，對幫助貧困戶發展產業增收致富、實現穩定脫貧的辦法不多，幫持措施助推脫貧效益沒有充分發揮。此類沒有家庭勞動力、沒有穩定產業支撐、沒有穩定就業渠道的脫貧戶和貧困邊緣戶很容易因病因災返貧或致貧。

（二）極少數脫貧內生動力不足。極少部分脫貧戶思想消極，脫貧增收的主體意識不強，自我脫貧的技能和內在動力欠缺，“等、靠、要”依賴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存在，以致出現“上急下慢、外熱內冷”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屬于被動脫貧。

（三）部分扶貧產業的脫貧基礎不牢固。一是貧困戶勞動技能和素質偏低的現象比較普遍，自我發展能力較低，部分到戶的特色種養扶貧產業項目規模小，農產品盈利能力弱，部分項目可持續性不強。二是我市雖有較多新型經營主體，但大型龍頭企業不多，今年由于疫情的影響，扶貧產業都不同程度受到影響。同時由于部分經營主體產業鏈條不長，產品品牌化建設滯后，訂單式產業比率較小，抗市場風險能力不足，扶貧產業效果都沒有達到預期。三是部分產業扶貧帶動脫貧業內穩定脫貧增收的利益鏈結效果不佳，部分農民在部分扶貧產業中分享土地出租+務工收益，只能實現基本生活保障，交沒有充分共享扶貧產業發展各環節的紅利，難以達到產業扶貧重在幫助貧困戶受益的目的。

三、幾點建議

（一）建立健全鞏固長效機制，遏制返貧致貧現象發生。

建立完善的全市鞏固脫貧成果長效機制，重點在于繼續保持現有的扶貧到戶政策一定的時期內繼續延續，并對產業發、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結對幫扶、財政支持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予以細化。一是實行政府兜底保障機制。關注潛在的可能因病因災等情況導致的返貧致貧群體，根據不同的貧困成因“量身定做”，制定針對性強、組合式的差異化鞏固幫扶措施。將“低保戶、五保戶”等年老、因病因殘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特殊對象單列出來，實行政府兜底保障。二是構建長期“造血”機制。對于有勞動力的脫貧戶家庭，要繼續通過技能培訓、扶持發展可持續產業、轉移就業等切實可行的方式幫助其致富不返貧或致貧，將短期“輸血”解圍與長期“造血”脫貧有機銜接，確保脫貧戶長效穩定脫貧，有效遏制脫貧戶返貧和新增貧困戶現象。

（二）進一步實施“志智”幫扶，激發自主穩定脫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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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雪寶頂自然保護區（為平武虎牙藏族鄉）在內，四川西北分布有11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除了九寨溝和黃龍寺外，其他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開發基本都處于初級階段。這個連片的自然保護區皆為高山峽谷地帶，區內聚居著大量的藏族、彝族、羌族、回族等少數民族，是同時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走廊地帶。區內交通不便、加之語言文化的障礙，少有村民外出打工，絕大部分的社區居民仍然處于貧困線以下，一直以來靠山吃山，其生存發展與當地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旅游業較區內的其他傳統行業，如挖礦、采藥、放牧等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少，且進入門檻低，所以發展旅游業是緩解這一矛盾的有效途徑，這也是該區發展旅游業的根本出發點。據此，四川西北部自然保護區毗鄰區旅游開發的根本目標應該是：讓貧困的社區居民最大限度地參與旅游業，逐步減輕對當地自然資源的依賴及對生態環境的壓力，最終脫離貧困。這就要求本區的旅游規劃應最大程度的實現社區參與行為，而不是把區域內“豐富的旅游資源優勢轉換經濟優勢，將旅游業作為地方的支柱產業培育”這種自上而下的開發定位。這往往會導致在主觀上突出政府部門的利益而忽視村民的利益；客觀上區內脆弱的生態環境也無法承受這樣的定位所潛在的破壞風險。此外，在九黃景區的“形象遮蔽”下[10]，該區的旅游市場客觀上只能是小規模的背包游或自駕游市場，即使具備相應的投資規模，現有的旅游市場也很難在該區內支撐起“第二個九寨黃龍”。除九寨溝和黃龍寺外，其他幾個自然保護區同虎牙有著相似的不利的可進入性和小規模的旅游市場，如果各個保護區都進行大規模的旅游開發，地理位置的相互鄰近以及吸引物可替代性，勢必造成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無法到達投資預期，并且大規模的旅游開發也可能會對原始自然環境造成不可逆的影響。但該區若以旅游扶貧作為旅游開發目標，就無需大規模的投資建設，這樣即可保留完整原始自然景觀的，同時諸如導游、餐飲、住宿等大部分旅游服務需求都也可由當地村民提供，環境與民生雙贏，只是需要地方政府的正確的認識和定位、扶持和引導。除九寨溝和黃龍寺外，“512”大地震前，四川西北部旅游發展較好還有小寨子溝和王朗兩個保護區。這兩個保護區已具備了一定開發規模，開辦了以食宿為核心的“民俗風情游”，客源主要來自于周邊縣市以及部分外省游客。大地震曾使這兩個地區嚴重受損，交通一度封閉，旅游活動近乎停滯。目前包括這兩個地區在內川西北山區的首要任務仍是社區扶貧，特別是幫助少數民族居民重建生活。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這些地區享受國家對地震災區重建的政策、資金傾斜；另一方面，一些地區地震前的旅游開發實際上已經過度市場化運作，少數民族民俗文化旅游逐漸變異，“藏家樂”、“羌家樂”等吃喝式的農家樂態勢漸顯[11]。大地震使這些地區的旅游業又回到了初級階段，而更符合實際需求的、低門檻小規模的“旅游扶貧”更應作為旅游開發新的目標定位，改變之前粗放經營的旅游發展模式。

2旅游扶貧的政府角色轉變

從世界各地的扶貧工作看，政府是主導，政府政策和執行力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扶貧工作的成效[12-13]。與虎牙地區類似，大部分川西北自然保護區（除九寨溝和黃龍寺）的地方政府并沒有認識到旅游與扶貧的聯系，對該區的旅游開發過于倚重外來投資，且多是從宏觀經濟增長出發自上而下的建設規劃，注重投資回報。此外，可游覽區內同時也富集了多種資源，如農牧、礦產、林木、水力等，是多部門利益的重疊區，這不僅造成了旅游開發的混亂局面，也加劇了以政府部門利益為優先的開發態勢。川西北自然保護區憑借原生態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吸引了一定數量的背包游和自駕游，這些游客的大部分需求村民都可以滿足，如食宿、向導、負重等，并且按照虎牙村民提供旅游服務價格來看，相應的旅游收入并不低，問題是如何有效地、持續地把游客的這些需求導向當地村民，而不是發生漏損（如虎牙鄉修通的機動車道路，導致游客對當地食宿、向導等需求大大降低）。顯然，作為扶貧工作主導方以及持久存在的管理機構，地方政府部門在這旅游供需鏈中的應扮演引導者、扶持者、組織者的角色，而不應是利益追逐者的角色。

3旅游扶貧的執行機構與措施分析

一些先天因素如村民的家庭條件、經濟意識、人脈關系以及村舍位置等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村戶參與旅游活動的機會和收益不均等。那些位置較好的村舍——位于游覽區出入口處、交通要道旁、主要景點和旅游線路附近等——能獲得較多的游客接待機會，旅游收入相應也較多。這些障礙可以通過一些措施來緩解，比如：旅游公共收入的傾斜分配或直接補助、優先安排就業、加強技能培訓、小額貸款幫扶、開辟新的旅游線等，但有研究表明這些措施也很難從根本上解決上述社區參與旅游的客觀困境[14]。對社區村舍位置的不利影響，根本的解決方法是移民安置，即將居住偏遠的村民向旅游中心區遷移，將農戶原來分散居住的方式變為相對集中居住。這樣既便于居民參與旅游服務，增加收入，又可以為自然保護區的動植物生境提供更多的空間[15]。但該措施對于那些旅游業相對成熟、旅游收益穩定的社區來說是可行的，而對那些旅游業尚處于初級階段、傳統農牧業收入仍是居民主要收入的社區來講，單純的旅游移民很難成功。旅游扶貧中的利益主體——貧困的社區居民先天弱勢，缺乏話語權，再加上相關旅游扶貧經驗和制度缺失，旅游扶貧的本質“最大程度地讓貧困人口從本地的旅游發展中獲益”[3]是極易迷失的。旅游扶貧辦公室是保證旅游扶貧工作不發生變異的關鍵機構。它的運作一是要嚴格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其次是人員組成多元化，特別是村民的利益代表應占主體，有充分的決策權。旅游扶貧辦公室支配的資金，除部分來自于景區的門票收入，還應有專門的財政撥款。另外，旅游扶貧辦公室工作的重點之一是與驢友團的中介協商。這些中介不一定正規旅行社，大多是組織和推介偏僻旅游線路的個人或團體。他們是川西北山區戶外探險觀光游市場的重要開拓者和組織者，擁有穩定、豐富的游客資源和廣泛的地方人脈。現階段，這些中介對川西北地區的旅游業發展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其組織和經營活動不能簡單地取締禁止，而應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引導，鼓勵他們把游客的需求引向當地的貧困村戶，相對于移民安置，這更能直接有效地解決旅游扶貧的客觀困境。

4貧困社區旅游扶貧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