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商品稅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商品稅的稅收職能涉及了財政收入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其中，財政收入職能應當是目前主要的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都應當加以限定。最適商品課稅理論和商品稅的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研究在理論上為這種稅收職能的限定提供了依據。而在實踐中貫徹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也有利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合理限定。

依據稅收學的理論，稅收的職能可以分為三類，即：財政收入職能、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商品稅作為一個重要的稅種，其稅收職能涉及到上述三個領域，但在不同的稅收職能間有所側重。包括我國在內的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商品稅是形成財政收入最多的一個稅種，同時由于商品稅自身的性質，在發揮其他兩類稅收職能的時候容易造成效率的損失。因此，在我國商品稅的稅收職能中財政收入職能是應當被強調的，而其他兩類職能應當受到較強的限制。如果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作用，會使得商品稅應當被限制的職能沒有受到合理的限制，而另—方面，如果單純從經典的稅收中性理念出發，將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與經濟調控職能的發揮看成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有損效率的，也是有所偏頗的。

在此，筆者力圖通過對商品稅的理論與實踐的分析，對商品稅稅收職能的發揮作出一個合理的限定，這個限定考慮的是對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的限定。這個限定與經典的稅收理論的限定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同時又與實踐中存在的某些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觀念不同。

一、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定位

在商品稅稅收職能定位的問題上，與之密切相關的理論分析包括兩類，一類是最適商品課稅理論，另一類是關于商品稅的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研究，這兩類理論分析分別是最適課稅理論和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理論在商品稅領域的具體化，二者之間是有聯系的。筆者以為，前者與商品稅社會政策職能的限定密切相關，而后者與商品稅經濟調控職能的限定密切相關。按照這兩類理論的分析，出于效率方面的原因，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都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僅在有限的領域內發揮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在社會政策領域，雖然通過稅收實現的再分配主要依靠的是所得稅，但是商品稅通過消費領域對收入的調節作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作用；第二，在經濟調控領域，商品稅依然被作為促進經濟發展、解決經濟領域中某些問題的有效手段而加以使用，能起到比其他調控手段更好的作用。

因此，商品稅稅收職能的合理定位是：在充分發揮財政收入職能的同時，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應當被限制在一個比較小的范圍內，而這個范圍應當是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可以發揮其獨到作用的范圍。

二、最適商品課稅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一)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主要研究內容

最適商品課稅理論，是最優稅理論在商品稅領域的運用，是從微觀的角度，在分析了商品稅與價格之間的關系、商品稅稅收負擔歸宿問題后針對商品稅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提出的商品稅稅制設計方面的指導思想。

英國經濟學家拉姆斯首先對最適商品課稅理論進行了討論，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如何在稅收收入既定的條件下做到對商品和勞務進行課稅造成的超額負擔最小化。所謂的稅收超額負擔理論的基本思路是：除了一次性總付稅以外，任何其他的稅收都會通過將消費者的資源轉移至政府和通過提高消費品的價格，即課稅商品相對于非課稅商品的價格來影響消費者的福利。前者屬于直接影響，因此只產生收入效應，后者屬于間接影響，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相應。由于替代效應的存在，消費者的福利下降超過了納稅引起的收入減少，從而導致效率損失，被稱為稅收的超額負擔。拉姆斯的研究后來被戴爾蒙德和米爾利斯(1971)和桑德莫(1976)等人歸結為比例性命題和逆彈性命題。其中，比例性命題指最適商品稅的稅收體系中稅率的確定應當使各種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的百分比近似相等，而逆彈性命題是指最適商品稅的稅收體系中稅率應當與需求彈性呈反比例關系。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研究對于商品稅制的優化提出了極富意義的思路，提醒我們在征收商品稅時應當注意效率損失問題。但是，其結論難以在實踐中直接加以采用，主要的原因是：第一，結論的得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礎之上的，現實情況并非完全與之相符；第二，難以對所有商品的需求彈性準確測定；第三，上述結論的適用同稅收的公平原則存在著明顯的沖突。

(二)最適商品課稅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現實的商品稅稅制設計過程中，從最適商品課稅角度考慮，對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制需要注意一個重要問題：對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課稅和對部分商品課稅何者更為合適，以及統一的稅率和差別稅率何者更為合適的問題。根據傳統稅收理論，在稅收收入一定的情況下，以均等稅率對流通中的商品普遍課稅比征收選擇性商品稅造成的效率損失更小。這是因為，以較低的均等稅率對所有商品課稅不會影響到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因此，這種稅雖然使消費者可以購買的商品數量有所減少，但一般不會影響消費者在商品之間作出的選擇，也就是說，以均等稅率對商品普遍課稅只會產生收入效應，而不會產生替代效應。而如果是征收選擇性商品稅，必然會改變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在減少消費者收入的同時也會改變消費者對于商品的選擇，從而既產生收入效應，又產生替代效應。因此，在稅收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稅率均等的一般商品稅優于選擇性商品稅。

對于這一結論還有另外一種證明的方法，即假設對某種商品征收的商品稅稅率為t，此時，如果將稅率降低到t/2，則稅率的降低為一半，而稅收收入的降低則少于一半，稅收超額負擔卻降低了3/4，由此可見，為了籌集等量的稅收收入，對所有商品以相同較低的稅率征收商品稅比征收選擇性商品稅造成的稅收超額負擔小，因而優于選擇性商品稅。

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就整體而言商品稅應當被設計成一種普遍征收的稅收，而且是稅率較為統一的稅收，由此，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應當受到較大的限制。

然而，上述的傳統分析并沒有考慮到對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價格彈性是不同的。按照統一的稅率對所有商品課稅，使價格等比例地發生變動，但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其需求的價格彈性不同，因此商品需求的數量的變化并不相同，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在價格變化后發生的需求量的變化幅度較大，而需求價格彈性小的商品在價格變化后發生的需求量的變化幅度較小，因此，商品稅的扭曲效應依然會出現。基于上述的原因，拉姆斯提出了彈性反比法則，主張對于需求價格彈性高的商品以較低的稅率課征商品稅，而對于需求價格彈性低的商品以較高的稅率課征商品稅。拉姆斯的彈性反比法則在理論上為人們所廣泛認同，然而在實踐中，彈性反比法則的實施離不開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的數據，但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難以準確測度的，而對所有商品(或所有課征商品稅的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進行測度在實踐中更是難以做到。

由此可見，在考慮不同商品需求價格彈性不同的情況下，普遍征收而稅率統一的商品稅依然存在效率的損失，筆者以為可以從另一個方面來這樣理解：這種從整體意義上定義的普遍而稅率統一的商品稅并非絕對不存在效率的損失，因此，商品稅的普遍征收與稅率統一僅具有指導性的意義，并非絕對。實踐中，最適課稅理論的指導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體現，商品稅被進一步劃分成若干個稅種，如增值稅、關稅、消費稅等，其中包括了普遍性征收的稅種，也包括了選擇性征收的稅種，有的稅種適用的稅率較為簡單，而有的則較為復雜。

在征收一般稅所存在的問題方面，除了并非真正不存在效率損失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彈性反比法則的實施也會導致對一些生活必需品課征稅率較高的商品稅，而對某些高檔商品課征稅率較低的商品稅，這有悖于稅收的公平原則。因此，盡管與稅收效率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對于生活必需品還是應當以較低的稅率課稅，甚至于不課稅。這是商品稅發揮社會政策職能的一個體現。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特定的場合，依據彈性反比法則制定商品稅稅收政策恰恰可以同時滿足效率與公平的要求，這種同時滿足并非通常所說的“兼顧”。我國學者岳樹民認為：彈性反比法則雖然在實踐中難以實施，但它卻說明了在一定條件下差別稅率是有效率的，這為差別稅率的設計提供了理論依據。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高收入人群某些相對較為固定的消費領域和范圍，這些消費往往是高收入者身份、地位等的一種外在表現，是其消費中的“必需品”，價格在一定幅度內的變化，并不會影響其消費的數量，而低收入者則極少消費。因此，對這些消費品可以根據彈性反比法則的要求設計稅率，即對這些高收入者消費的“生活必需品”征高稅。筆者贊同這種看法，彈性反比法則在上述范圍內指導商品稅課征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這與“彈性反比法則與公平存在沖突”的基本判斷并不矛盾，因為二者涉及的范圍有著顯著的不同，前者是從一般意義上說的，而后者涉及的是特殊的領域。依據彈性反比法則對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必需品以較高的稅率課稅不但可以實現商品稅的稅收收入職能，而且可以實現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且這種社會政策職能的實現與效率目標之間并不存在沖突。雖然商品稅的社會政策職能整體上應當被限定，但在這種比較特殊的情況下還是值得肯定的。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最適商品課稅領域的研究經歷了一個單純從效率角度出發加以研究到效率與公平權衡的過程。由此可見，稅收理論的研究應當是將現實的目標加以權衡，而不是從單純的理念出發。同時，稅收學領域中的一些理念是基于經濟學領域的一些理念的，而這些理念往往又是建立在一些假定的基礎之上，這些假定在設定的時候往往是為了抽象出所研究問題的主要方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實的情況相符，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這種相符是大致的而不是完全的。因此，如果將基于嚴格假定得出的結論在任何場合都奉為圭臬則往往會與現實發生沖突，即使是單純從效率的角度出發進行考慮也是如此。因此，對商品稅稅收職能加以限定不應當將相關的理論，特別是最適商品課稅理論的一般研究過分地理念化。盡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替代關系毋庸置疑，但在某些場合確實可以在促進公平的同時實現效率。

三、稅收中性、稅收調控的理論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一)稅收中性、稅收調控理論

稅收中性，指“國家在課稅時，除了納稅人負擔稅收外，不能因課稅而扭曲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的有效配置。即從保證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角度考慮稅收與經濟效率之間的相互關系，做到既要課稅，同時又要使社會資源得到有效利用。”

稅收調控“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在利用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過程中，通過征稅與不征稅及多征稅與少征稅等方式來改變社會成員的物質利益，以鼓勵或限制、維持其所從事的社會經濟活動，使之按預定方向與規模發生變化的行為。”

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之間的關系是：一方面，二者在理論上有各自的作用領域，分別是市場有效和市場失效的領域；另一方面，將二者付諸實踐，相互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沖突而需要加以權衡，因為現實當中的情形并非如理論上那樣容易區分。

(二)稅收中性、稅收調控與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

商品稅屬于間接稅，與屬于直接稅的所得稅相比較，所得稅更符合稅收中性的思想，因為從理論上講，所得稅改變的是私人的預算線，而不是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因此，主要產生收入效應而基本不產生替代效應，而有差別的商品稅則有可能產生較強的替代效應，造成效率損失，因此，商品稅雖然可以在發揮財政收入職能的同時在二定程度上發揮經濟調控職能，但這種職能的發揮也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定，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稅收中性的要求。

對于商品稅而言，符合稅收中性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普遍征收的稅收稅率應當盡量統一。這里所說的稅率盡量統一是相對的，包括稅率的檔次不應當過多和最高稅率與最低稅率之間的差距不應當過大。普遍征收的增值稅和進口關稅，其稅基涉及到的商品種類繁多，通常都囊括了一個國家中生產和消費的商品的大部分，如果這些稅種的稅率檔次過多，或者差距過大，容易對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產生較大的干擾，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消費者從消費中獲取的福利。第二，選擇性征收的稅收稅基應當較窄，且稅率一般不應過高。選擇性征收的稅收，如消費稅等，屬于非中性稅收，雖然有征收的合理性，但如果稅基過寬、稅率過高則同樣會對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產生較大的干擾，嚴重影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其對于消費的調控也會矯枉過正，影響消費者的福利。第三，嚴格控制稅收減免和優惠。過多過濫的稅收優惠必然會影響基本稅制中出于稅收中性的考慮所做的安排，造成過多的超額負擔。

在通過經濟調控職能的發揮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主要的稅收工具應當是企業所得稅而非商品稅，但是商品稅領域內還是存在著一些相關的措施。在一些經濟領域中，商品稅的經濟調控職能確實可以較好地解決某些經濟領域中的問題。例如，降低、甚至于取消一些高污染產品的出口退稅可以較好地遏制那些只顧個體經濟利益、不顧環境影響的經濟行為，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政策目標的實現，應當注意的是，商品稅的實施同企業所得稅相比，原則性更強而靈活性較小，因此，不應過分頻繁地通過商品稅的變動來進行相關的調控，但這不包括按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的分階段的稅率調整。同時，商品稅內部不同的稅種其變動的頻度在原則上也不應當相同，如增值稅一類的稅收大幅度改變的情況很少發生，而進口關稅中有些稅收本身就是以年度為單位執行的，因此，在不同的調控手段都可以達到調控目標的情況下，應當盡可能地通過那些靈活性強的稅收來進行調節。

對于商品稅稅收職能的限定既要堅持稅收中性的指導思想，又要重視稅收調控的作用，在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二者之間應當更加強調稅收中性。其內涵是：在通過商品稅取得稅收收入的時候要盡量避免因為對價格形成機制造成不必要的影響而扭曲市場對于資源的配置，造成稅收的超額負擔。同時，對于市場失靈的部分和某些社會目標，要通過不同調控手段作用的比較，包括稅收調控以外的手段和其他稅種的稅收調控的比較，確定是否以商品稅中的某一個或某些稅種來進行調控，對于應當運用這些種類的稅進行稅收調控的，要注意其作用的機制可能對商品稅體系中的其他部分造成的影響，對下列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1)是否因為這些措施的采用對商品稅作用的其他部分產生不利的影響。(2)是否會因為商品稅體系中其他部分的作用而使調控的措施失去作用或者使其實際效果被顯著抵消。

四、稅收職能限定的實踐

除了理論上的分析之外，在實踐過程中，通過一些實踐性原則，主要是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的貫徹使得商品稅財政收入以外的職能的發揮被限制在一個更加合理的范圍之內。

(一)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

這里所說的階段性是指在運用商品稅發揮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的過程中，不應將其視為簡單的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動，而應當將其視為一個動態的過程。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商品稅制度上的設計與變更來實現某些政策目標的做法往往具有比較強的階段性，相對于商品稅在實現財政收入方面的長期占有的首要地位，這種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往往要強得多。

遵守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要注重每一個時間跨度較短階段的實際情況，而這樣做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的穩定發展。在生產領域不能通過相關的稅收政策謀求較短時間內不切實際的生產結構升級和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這樣做即使在較短的時間內可以維持，但一段時間之后必然會致使經濟發展陷入困境。在消費領域，應當根據具體的消費水平來進行調節，如果消費水平提高后營業稅和消費稅的征收沒有適應這種變化，則可能阻礙消費的增長，而消費增長受到制約則可以反過來制約生產的發展。同時，在資源和環境約束日益明顯的情況下，貫徹政策目標的階段性原則應當做到果斷放棄那些不利于長遠發展的而只能獲得短期利益的做法。通過階段性原則的貫徹，使得商品稅在實現社會政策職能和經濟調控職能方面的具體措施及時調整，避免不切實際的稅收政策或稅收政策落后于經濟領域中的現狀所造成的損失。

(二)稅收職能的分工原則

在商品稅中，由于各個稅種的稅收在微觀層面上都是通過價格機制發揮作用的，因此，對于同一種商品的調節可能在從生產到消費的不同環節上都可以實現，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環節通過不同稅種進行調節有可能是不相同的，因此，在進行這種調節作用時要考慮到是否會產生其他方面的不利影響，即在商品稅內部，要通過作用機制的比較分析來確定何種稅收適合于實現何種稅收職能，以及是否需要通過不同的稅種實現相同的稅收職能，并以此為基礎實現不同稅種之間的合理有效的分工。

通過商品稅中不同稅種稅收職能的分工，可以有效地克制過分強調稅收杠桿的傾向，使商品稅體系在結構上更為簡化，使其對經濟效率的影響更小，同時，也能夠使保留下來的商品稅稅收制度更具效率，將商品稅在形成稅收收入方面之外的其他職能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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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廣東省;外貿出口;影響因素;政策建議

0 引言

自從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廣東省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其在外貿出口方面，無論是外貿出口的規模擴大方面還是在外貿出口結構的優化方面，都取得了較好的成就。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廣東省的外貿出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外貿出口形勢驟然緊張，廣東省外貿出口影響因素較為復雜。

1 廣東省外貿出口影響因素分析

近年來，伴隨我國開放進程的加快，我國外貿出口持續增長，截止到2010年，我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9727.6億美元，其中外貿出口為15779.3億美元，增長31.3%。與此同時，廣東省外貿出口增長速度也在不斷增加。1985年到2010年，期間廣東省外貿出口總額從33.62億美元增加到7846.6億，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26%。廣東省外貿出口的快速發展，和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因素是分不開的。

1 我國外貿出口優惠政策的調整力度

自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對我國出口產生較大影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驟然緊張，國家為鼓勵出口，相互出臺了一系列外貿出口政策。首先，大幅調整我國外貿出口退稅政策。本次外貿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主要涉及到了2831項商品，占我國海關稅全部商品總數的37%比例；其次，是大力發揮關稅的杠桿作用，對紡織、電子產品等等相關行業實行外貿出口減稅政策，從而大幅增加了廣東省外貿出口增長勢頭。再次，對加工貿易政策實行大幅度調整，在對國家加工貿易禁止目錄進行三次大幅調整以后，到2007年7月再次對此目錄進行了調整，在全部海關出口產品的15%比例，1853個10位產品的商品稅號得以調整，對于促進我國特別是廣東省外貿出口具有特別明顯的影響作用。最后，自從2007年8月23日起，改變一些限制類的商品加工貿易業務所采取的保證金臺賬管理方式，由“實轉”轉變成“空轉”，但是后來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對政策并沒有進行轉變，美國次貸危機對于我國實體性經濟的影響雖然速度較慢，但是其影響的范圍和程度卻十分明顯，對于廣東省外貿出口的影響更為深遠，造成了我國外貿出口政策的調整力度和節奏都在加大，從而對廣東省外貿出口產生了十分明顯的影響。

2 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斷上漲

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國際市場上以初級產品和原油為代表的主要商品價格都出現了上漲的趨勢。特別是在2007年12月，國際原油價格同期上漲了44.9%；植物油和谷物價格全面上漲。其中，棉花價格上漲了19.47%，豆油價格上漲了63.39%，小麥價格上漲了87.12%；鐵礦石價格在2005、2006年分別上漲了71.5%和19%的基礎上，上漲了9.5%。國際主要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對于廣東省外貿出口產生了強勁拉動作用，從而部分抵消了我國外貿出口政策中的“兩高一資”產品緊縮性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國家主要商品價格的上漲，增加了廣東省外貿出口產品的生產和出口的成本，從而使廣東省一些企業的外貿出口條件都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響。

3 我國人民幣匯率走勢影響

自從我國從2005年7月，實行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以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不斷上升，累計對美元升值達到了13.31%，甚至在2007年一年的時間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上升了6.9%。人民幣匯率上升對于廣東省的中小外貿出口企業的影響最為明顯，因為在其他企業共同享受同樣的外貿出口政策條件下，中小企業經常處于非盈利狀態，而人民幣在大幅升值以后，廣東省中小企業產品的成本優勢將會面臨挑戰，中小企業將面臨著更大的外貿出口壓力。

4 我國新勞動合同法對廣東省外貿出口的影響

為了更好保護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自從2008年開始，我國就開始全面執行了新的勞動合同法，這對于企業員工而言是受益者，但是對于廣東省企業而言，就面臨著更大的出口壓力，產生了較為明顯的影響。因為在廣東省的企業是以外商投資出口型企業和加工貿易企業為主，這些企業大多數是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其次國際市場上的產品競爭力主要就是成本優勢。而在新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后，這些企業人工成本大幅上漲，從而對于這些企業產品的成本優勢產生較大的削弱作用，許多企業因此而到了難以維系的經營狀況。

5 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

廣東省外貿出口企業主要市場是歐美國家，而在此次美國次貸危機中，對廣東省外貿出口產生了十分明顯的沖擊。特別是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后，許多研究學者和機構都認為，美國經濟將持續下滑，特別是世界銀行在其的一項報告中宣稱，美國經濟將在2011年增長1.9%，但是美國次貸中的最后一筆債務將在近期結束，美國經濟將在近期全面走出次貸危機的影響，實現經濟的全面回升。對此，廣東省企業對美國市場的外貿出口將可以提升。受到危機的影響，美國居民收入將下降，雖然對于進口產品需求量同時下跌，但是卻加大了對廉價商品的依賴程度。因此，只要廣東省繼續能夠保持其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就可以有效克服美國次貸危機的不利影響。

2 加大廣東省外貿出口相關政策

通過對廣東省外貿出口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近年來，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世界經濟至今仍然

在徘徊期。在此背景下，對廣東省外貿出口貿易的影響，往往是由以上幾個因素所共同影響的。而在這些影響因素中，有一些因素是可控因素，例如國家的外貿出口政策；有些因素是不可控因素，例如美國經濟發展勢頭。對于如何完善廣東省外貿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2.1 加大外貿出口退稅政策實施力度

廣東省要保持其外貿出口快速增長勢頭，就需要能夠在國家所實施的出口退稅政策基礎之上，加大對出口退稅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準確分析稅收政策的響應影響力度。例如，在國家2007年所調整的稅收政策中，主要是針對那些“兩高一資”的產品而實施的，但是也使一些制成品的退稅率得到了連帶下降，在出口產品成本增加的同時，廣東省外貿出口產品的成本優勢削弱。在此條件下，廣東省外貿出口企業就要對其出口產品結構進行適當調整，加大退稅率較高產品的出口額，從而不斷增強產品在國外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2.2 積極實施出口多元化市場戰略

廣東省外貿出口主要集中在北美、歐洲和亞洲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而歐美市場占據了50%以上的出口份額，因此，廣東省外貿出口要能夠在鞏固已有的歐美市場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對新興市場的開拓力度。因為在歐美等國家，具有較高的市場進入標準，是反傾銷和綠色貿易壁壘設置較多的地區，而廣東省目前向這些國家出口的產品中，大部分都是初級產品或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高新技術產品在出口產品中所占份額較少，容易遭受這些地區的反傾銷或者是綠色貿易壁壘限制。因此，廣東省外貿出口一定要能夠不斷減少初級產品或者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增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力度，并能夠不斷開拓南美、東歐、非洲等其他地區的出口市場，從而降低單一化市場所帶來的風險。

2.3 不斷提高廣東出口企業勞動力素質

目前，在廣東省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的數量的貢獻率大于勞動力素質貢獻率，而勞動力素質較低，不利于出口產品結構調整和廣東省外貿出口的持續發展。因此，廣東省應該不斷加大對教育投入力度以及員工培訓力度，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加大對國際型人才和綜合型人才的培養力度，避免高素質人才的外流，并且要通過相應的優惠政策大力引進高技術人才。

篇(3)

關鍵詞：財政學；公共財政；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3月7日

一、高校財政學課程特點分析

財政學是經濟類專業和管理類專業必修課程之一，其以西方經濟理論為基礎，圍繞政府收入和支出進行研究，是一門側重于宏觀分析的理論課程。財政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政府行為對整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

國內財政學的課程體系和結構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對學生有如下基本要求：第一部分即基礎理論部分，要求學生了解財政學的基本理論，掌握財政的含義和財政職能，理解“公共財政”的含義；第二部分即財政支出部分，重點圍繞政府支出規模、結構和效率進行學習，學生應該會分析經常性支出、資本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內容；第三部分即財政收入部分，重點要求學生掌握稅收方面的內容，包括計算以及評價我國稅收制度；了解我國國債內容；第四部分即國家預算和預算管理體制。學生應該了解我國政府預算的基本內容，掌握分稅制的預算管理體制；第五部分即財政政策部分，重點在于要求學生會應用財政工具分析實際經濟問題。國內大多數教材都是圍繞這五個大方面展開分析。學習財政學對于本科學生的知識結構以及專業綜合素質的提高，對于學生經濟思維模式的擴散和現實社會問題的認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財政學教學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財政學教材上存在的問題。首先，財政學沒有權威、科學和規范的教材，各高校、各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財政學教材，種類繁多。各高校使用較多的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陳共主編的《財政學》，但是這本教材從適用范圍上標明既適合于財政學專業學生也適用于各財經類專業以及工商管理類專業，由于其適合不同的專業學習，所以其內容體系相對全面，通俗易懂；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對來講重點不突出，且專業性不強；這就要求教師針對不同專業學生有區別有選擇的進行教學。有些新教師由于對財政體系掌握不透徹，在教學過程中沒有針對本專業的特點，只能所有專業同一標準，同一內容，同樣的教學方式，導致教學重點不突出，不同專業的學生也不能有重點的學習；其次，財政學的很多內容不符合財經類專業學生的實際需要。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西方財政學理論融合了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多種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拓展了財政學的研究范圍。改革開放以來，新情況和新問題的出現，要求政府職能也進行一定的調整，更多側重于“公共財政”分析。但是，國內大多財政學教材內容變化不大，沒有反映出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變化和政府職能的調整。有些教材上適用的數據還停留在1995年，顯然已經無法反映任何經濟現象，更談不上對實際的指導意義。有些教材在再版的過程中，也未能對不符合現實的內容進行調整。如，如何利用公共選擇理論約束政府行為，減少一系列尋租行為，也應該列入教材，體現理論的實際指導性。

（二）教學內容和教學組織方式上的問題。從教學內容來看，目前財政學在教學過程當中重理論、輕實踐。很多教師照本宣科，沒有和實際的任何聯系，也很少利用財政理論去分析現實問題，忽視了財政和實際政府工作的聯系性。事實上，政府的重要工作會議內容就存在很多和財政理論的契合點，類似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以及每年召開的兩會，財政預算、“三農”等問題都有涉及，也是我們應該去關注的焦點；關注這些問題對于我們理解為何我國行政管理費居高不下，為何政府要加大“三農”投入，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要利用書本知識從財政角度分析實際問題，這樣才能夠吸引學生的關注，提高其學習興趣。

從教學組織形式上看，一般是教師滿堂灌，學生記，考試考筆記，在一次課100分鐘的時間內，很難保證學生的學習效率。采用多媒體教學的老師，也沒有很好地發揮多媒體的教學手段，仍然是以“自我”為中心，采用填鴨式的教學方式。老師將教學內容一版版的輸出，不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也沒有任何形象化的教學手段，唯一的變化就是將板書變為播放幻燈片；有些老師幻燈片播放速度過快，信息量又較大，學生在課題上根本來不及消化和吸收，整個教學忽視了學生的參與性。這種教學方式的結果就是，學生感覺課程枯燥乏味，越來越提不起學習的興趣，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深度也不夠，經常是一知半解，只能在最后考試時死記硬背應付考試；而且，有可能會出現學生逃課，以及上課睡覺等我們不愿意看到的現象。學生上課不聽，出勤率低，也會直接影響教師授課的心情，進而影響到教學效果，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的現象。所以，要提高教學效果，需要從教學內容和教學組織方式上同時更新。

三、解決財政學教學問題的途徑

（一）規范教材。作為一門重要的理論基礎課，無論教師教學還是學生學習都離不開一本規范、統一的財政學教材，教材的好壞也直接關系到財政學的教學效果；所以，有必要結合公共財政理論，考慮各專業學科特點，體現不同專業差異化的需求，有重點的制定教材。

教材內容設置上要體現中國國情，考慮到我國政治體制的調整對政府職能的影響，我國政府職能除了有傳統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活動外，還應該增加國有財產管理這一重要內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十”以來，牽涉土地占用的問題比較多，如何有效管理國有財產成為國家重要的職能。同時要與國際接軌，在教材內容上體現福利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重要經濟理論的發展，利用公共選擇理論的相關內容分析財政問題，充實現代財政學的理論內容。

（二）探索財政學多樣化教學方式

1、西方經濟學分析方法。西方經濟學理論是財政學的基礎，財政學在教學過程中離不開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比如，在公共物品定價方式中，除了有二部定價法、負荷定價法等，還有一些重要的經濟分析工具，如平均成本定價法、邊際成本定價法，這些定價方式在講解過程中離不開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價格理論。再比如公共選擇理論，也是將經濟理論應用于政治程序和活動的例子，以經濟學最基本的“經濟人”假定用于研究選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員們的行為，在承認其“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借助行政和法律手段約束政府工作人員的行為。另外，在稅收當中講述稅收的經濟效益時，也是借助于消費理論中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政府征稅會引起商品價格的變動以及消費者收入的變動，自然會產生所謂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掌握經濟學基本理論是教授財政學的基礎。

2、案例教學法。財政學是一門偏重理論的宏觀基礎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如果單獨講理論，很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而案例教學法是一種能夠讓學生融入課堂，參與討論的重要方式。案例教學法起源于20世紀初期，有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首次應用于課堂教學中。在理論教學過程中，如果能夠合理應用案例，則教學效果會有很大提升，學生也能將理論和實際聯系起來。案例教學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案例討論、專題辯論、穿插案例教學等；對于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一國所得稅率如何制定，到底是直線上升還是拋物線型更好一些，可以采用學生分組討論的方式，學生可以在課前查閱資料，在討論的過程中掌握基本理論。對于一些加深了解和記憶的內容，可以采用一般展示案例教學，借助多媒體教學的便利，放一些有代表性的視頻，幫助學生加深了解。當然，選取案例要有時代性，如在講到一國國債發行規模和限度問題上，讓學生首先了解基本的國債理論；其次，結合歐洲債務危機情況，選取有代表性的國家希臘，重點講述其發生債務危機的原因，分析對整個歐洲經濟的影響。老師可以引導學生查資料了解我國目前債務負擔率以及赤字率等基本指標，分析我國債務狀況。案例教學法的目的是讓學生能夠結合案例分析實際經濟問題，達到掌握知識的目的。

3、針對不同專業“差異化”教學。財政學作為一門專業基礎課程，在教學過程當中應該針對不同專業的教學特點，有重點、有區別的進行教學。對高校非財政專業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應該針對各個專業選擇重點內容，如對于國際貿易專業，應該重點講解國內稅收理論知識，關于商品稅、所得稅具體知識，以及如何評價我國現行稅收制度；而對于國際稅收則不作為重點，因為該專業要系統學習國際貿易以及海關實務等牽涉到國際稅收的課程，而其他專業課程又不涉及國內稅收內容。對于財稅專業的學生，后續還有很多專業的財政課程要進行學習，在進行講解的過程中重點放在財政基本理論，圍繞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講解，要求學生具備一定的財政分析能力，能夠將理論和實際聯系起來，加強理論知識的掌握。所以，根據不同專業的特點和需要有區別地進行教學，才能夠提高學生的財政知識。

4、計量經濟學在財政學教學中的應用。計量經濟工具的發展，直接促進了財政學實證研究的發展。自20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以及計量經濟學軟件的開發和應用，推動了財政學的發展，并廣泛應用于財政收入規模、財政支出規模以及財政分權、財政政策等領域。現實經濟問題紛繁復雜，各因素之間相互影響，要借助計量經濟模型檢驗對模型具有顯著影響的因子。財政學權威期刊“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宗旨就在于鼓勵應用計量工具的原創性論文。在現代財政學研究領域，實證計量分析方法被大量使用。比如，在分析影響一國財政收入規模大小的因素中，很重要的就是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現實證明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財政收入規模都要高于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規模又會高于落后國家。要證明經濟發展水平和一國財政收入規模大小之間的關系，就可以借助最簡單的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簡單的量化分析方法能夠豐富財政學教學內容，又能加深學生對理論的認識水平。

（三）改變財政學成績考核方式。在財政學考核中要避免以期末一次卷面考試作為學生最終分數的考核方式，根據各專業學科特點設計更加合理化的考核方式，注重將平時學習以及參與程度也考慮進去。作為宏觀理論課程，考核時要盡量減少客觀試題，增加能夠發散學生思維，聯系學生學習內容的擴散性思考題；要圍繞財政學所涉及知識的系統性、綜合性等能力培養展開。設計出更加公平合理的評分標準，在布置作業時也要盡量能夠將財政理論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調動學生課下查找資料的積極性，這樣的作業也可以作為考核的參考依據。做到既能讓學生學到知識，又能夠對學生的專業綜合能力給予客觀、公正評價。

總之，財政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理論基礎課程，其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結合教材、教學組織方式以及考核方式等多方面改進。只有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實現財政學教學改革的突破。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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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玉強，張磊.財政學的跨學科屬性及教學方法多樣性芻議[J].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