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上層建筑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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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內容

農業企業經營管理學是一門邊緣性學科。它的內容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相關學科的發展，得到不斷地充實和完善。農業企業管理學還廣泛地吸取了現代管理學的理論和方法，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心理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和運籌學等學科為農業企業管理學提供豐富的養料，使它的內容更加豐富、更加完善。

在20世紀初，歐美的農場經營學和農場管理學，主要研究勞動力諸要素的選擇和利用、生產組織與管理等問題。本世紀50年代以來，它們的研究內容和體系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生產發展的需要在企業管理中廣泛地運用決策理論和技術，確定企業的戰略目標;為了實現企業經營計劃和目標，運用投入產出理論和數量分析方法來考查和評價企業的經營效果;運用信息和市場預測，掌握市場動態，以便按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活動等。

社會主義農業企業管理的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農業企業的形式、特征，企業經營管理的目的、任務，企業管理的體制與組織結構，企業的經營預測和決策，企業的經營戰略與計劃，生產諸要素的合理結合和利用，生產過程的合理組織、農產品的銷售，企業的財務、成本和收入分配的管理以及企業的經濟活動分析等。

由此可見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內容是十分廣泛，遠超過了經濟學科的范圍，我們了解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和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去掌握它、研究它，以便更好地為農業企業管理實踐服務。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對象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農業生產中生產力的合理組織，生產要素的合理利用，生產關系的調整及上層建筑的協調等。

在研究生產力的組織方面，主要是研究生產力諸要素的結合在質上的相互聯系性和量上的比例性。如企業內的產業結構、生產布局、生產調度、不同生產要素在時問和空間上的合理組織和利用等。

在研究生產關系的調節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中人與人的關系。如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經營權與所有權。生產責任制中的責、權、利關系，產品分配中的三者利益關系等。

在研究上層建筑的協調方面，主要是研究企業管理體制、企業的領導制度、領導作風、領導方法，以及國家方針、政策、經濟法規的貫徹執行等。同時還包括企業的政治思想教育、企業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內容。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在企業管理實踐活動基礎上產生的科學，它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它所研究的對象必須是密切聯系生產實際。中國正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由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企業管理的理論和方法，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在管理上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接受市場調節的推動，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在競爭中不斷發展壯大。

企業管理的性質也決定了企業管理研究的對象，一方面是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體現管理的一般職能，另一方面又是生產關系性質決定的，起調節生產關系的職能，即管理的特殊職能，這一點，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是有根本區別的。因此，農業企業管理學必須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去研究企業管理的規律性。人們可以運用這些規律再去指導企業管理的實踐活動。

農業企業管理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科學，除了研究農業企業管理的規律和理論外，還必須研究管理的方法、技巧及其應用。把力量、方法與管理實踐聯系起來，以解決企業管理中的實際問題。

 

農業企業管理學研究內容和對策相關文章：

1.有關農林經濟管理類論文

2.什么是管理學 管理學研究內容和方法

3.農業企業經營管理論文

4.經濟管理學畢業論文

篇(2)

摘要：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與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深刻地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主義觀點，是解析一個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過程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的鑰匙。精神和經濟發展具有互動作用，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但同時應當注意精神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倫理；精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是現代西方有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也是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試圖從比較的角度，去探討世界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馬克斯·韋伯就是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與作用。他在書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中國、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對于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因為它們的宗教倫理精神中缺少一種類似資本主義精神的東西，缺少一種理性。韋伯充分考慮了文化因素，與傳統上用哲學的觀點來觀察資本主義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的學說已經引起了我國學術界的廣泛興趣，在理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一、韋伯關于新教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基本觀點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馬克斯·韋伯通過對東西方科學、史學、藝術、建筑、國家政治制度的比較，通過對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爾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禮宗教諸派的系統考察，認為資本主義是我們現代生活中最決定命運的力量，“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傾向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1]在韋伯看來，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遠遠大于物質所起的作用。所謂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統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活動來追求利潤而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的態度[2]。而在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問題上，韋伯認為新教的倫理觀念，特別是新教倫理中理性的禁欲主義倫理孕育了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精神得以產生的文化基礎；“天職觀念”則是資本主義社會倫理中最具特質的精神理念，它不僅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根基，而且構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賴以得到巨大發展的精神動力。

（一）新教倫理的主要內容

1.禁欲主義

禁欲主義是一種通過禁欲或苦行的方式來贏得神的恩寵，達到救贖的宗教理論或學說，它以人神對立為特征,把肉體的欲望和物質生活的享受視為邪惡或不正當的，要求通過禁絕、或物欲的途徑來實現靈魂的得救和心靈的平衡。韋伯認為，禁欲主義有兩種類型，即入世的禁欲主義和出世的禁欲主義。出世的禁欲主義認為俗世是充滿誘惑之地,在俗世之內無法完成禁欲的任務,因此出世禁欲就變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義，是一種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內并且面對俗世的秩序,作為神所優選的工具,需要開展自己特別神圣的思想品質的工作的禁欲主義。入世的禁欲主義把自覺履行世俗職業的義務尊崇為一個人道德行為的最高形式，認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隱修禁欲主義或出世禁欲主義那種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世中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

與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是因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據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須在世俗的活動中通過禁欲、節儉與勤勉的勞動來為上帝增添榮耀。這種在現世之中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的禁欲主義將教徒們的行為理性化，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龐大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一切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聆聽上帝召喚而努力工作”,遂成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種理性的禁欲一樣，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導一個人要堅持他的永恒動機、尤其是清教教義認為正當的那些動機，并按照這些動機行事。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過一種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達到該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2.天職觀

在新教改革運動中，出現了“職業”的概念，職業概念中包含了對人們日常活動的肯定，認為這是個人道德活動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務進行評價，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職業的思想。職業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個人完成他在現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一個人“在各行各業里，人們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暫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沒有必要注重職業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條件下，履行世俗的義務。馬克斯·韋伯認為，把職業看做“天職”的“職業觀”，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天職觀的內容主要包括：（1）以勞動作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職觀念。（2）以服從神意為宗旨的分工觀念。（3）以克盡天職為目標取向的財富觀。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個人應該為上帝而勤勞致富,但不能為了肉體、罪孽而這樣。（4）克己禁欲的行為觀念。清教禁欲主義竭盡全力無節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認為閑談、奢侈品、自負的炫耀都是無客觀目的的非理性態度的表現。

（二）資本主義精神

對于韋伯來說，什么是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呢？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借本杰明·富蘭克林之口說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韋伯認為理性資本主義就是要求人們把爭取高效率高質量的勞動成果和不斷創造更多的財富作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們根據韋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資本主義精神歸納為以下幾點：（1）勞動被作為一種自身的目的來評價，勞動是一種美德和義務。（2）專心致志地謀財致富和從事高利潤的貿易不僅被視為個人事業的成功的根據，而且被作為個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種證明。（3）在經濟成功的正當追求背后，存在的是這樣一種信仰，即為了追求未來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須杜絕即時的享受，推遲幸福欲望的滿足。（4）在方法論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條理的生活方式不僅是實現長期目標和獲得經濟成功的一種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質上被視為正當和合適的行為。韋伯認為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并不相干。因為這樣的欲望并非是資本主義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與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對比。韋伯認為前資本主義是指這樣一種狀況，在一個長期企業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資本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尚未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與傳統主義的倫理品質相比，新型的企業家具有確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發展的倫理品質，他們有著洞若觀火的遠見和行動的能力，他們在顧客和工人中間贏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這些人在冷酷無情的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既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業中，并且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1]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資產階級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經濟的成功，它與勉強度日的農民、傳統的冒險投機家以及行會師傅截然不同。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以理性主義為其顯著特征，它以新教為基礎的理性主義整體發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

新教倫理是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精神的呢？韋伯認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內的苦行主義才創造了資本主義的倫理[3]，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觀念影響了天職觀的形成，而天職觀的精神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們可以理解為，禁欲主義產生了天職觀的職業觀，禁欲主義和天職觀又共同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在新教那里，虛擲時光便成了萬惡之首，而且在原則上乃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確保自己的選擇，這短暫的人生無限寶貴。社交活動、無聊閑談、耽于享樂，甚至超過了對健康來說是必不可少之時辰(至多為六至八小時)的睡眠，凡此種種皆位于應遭受道德譴責之列。強調固定職業的禁欲意義為近代的專業化勞動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據；同樣，以神意來解釋追逐利潤也為實業家們的行為提供了正當理由；清教禁欲主義竭盡全力所反對的只有一樣東西——無節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們不應阻止人們勤儉，我們必須敦促所有的基督徒盡其所能獲得他們所能獲得的一切，節省下他們所能節省下的一切，事實上也就是敦促他們發家致富。當著消費的限制和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禁欲主義還給資產階級一種令其安慰的信念：現世財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個具體的恩寵中一樣，自有它所要達到的不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有節制、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勞動者，他們對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人們為了信仰而勞動，認為勞動是一種天職，是最善的，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響的范圍內，在任何情況下清教的世界觀都有利于一種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展(這點當然比僅僅鼓勵資金積累重要得多)。它在這種生活的發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終一致的影響。它哺育了近代經濟人。

二、對韋伯上述思想觀點的評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韋伯過于強調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野蠻、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掠奪”之間的歷史聯系。韋伯把資本主義分為掠奪型、社會遺棄型、傳統型和合理型，認為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合理型資本主義是西歐、北美獨有的資本主義。韋伯強調，盡管資本主義產生的物質條件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出現了，但合理型的資本主義卻獨獨在歐美興起，這就不能不歸因于精神條件[4]。在他看來,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經濟狀況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們能夠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經濟因素發生交互影響。他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提到的物質因素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處的精神動力在起作用。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即合理地、系統地追求利潤的態度。要是沒有這樣一種精神，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同樣是不可能的。韋伯極力推崇和贊揚資本主義精神或經濟倫理的優越性和獨特性，掩蓋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擴張性、殘酷性[5]。對此我們必須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揚棄。

按照的唯物主義觀點，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過來對經濟基礎起能動作用。離開具體的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進程，把錯綜復雜的交互因素歸結為單一決定因素，不管是歸結為單一的物質因素還是精神因素，這都難免走向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韋伯顛倒了物質和精神的關系。社會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社會生產力是最終的決定力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根源于一定的物質條件，或者說根源于不發達或不充分發達的生產力。與其說韋伯所說新教孕育了資本主義，不如說新教迎合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如果說新教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正是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一種體現，但不會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的研究，只是探討了上層建筑特別是倫理道德和等精神因素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并且，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加爾文教的影響。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特別強調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于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新教也并非從開始就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不可能自動地導向資本主義。實際上，或許我們可以推論：如果社會經濟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的依據。因為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天主教同樣具備適應社會經濟環境變化的能力，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一。事實上，新教本身并沒有什么自動導向資本主義的內在的性質，如果如韋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統治，是構成對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礙之一，因此也是經濟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礙之一”[3]，傳統的宗教對經濟發展構成了一定的障礙，那么，新教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其重要性就體現在它破壞了傳統天主教更為頑固的制度禮儀所設置的影響經濟發展的層層障礙。再看二戰后的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東南亞“四小龍”經濟的崛起等，很難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這些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同樣，中國經濟近年來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發展，也不是單純從倫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釋的。我們只有全面地，不僅從社會、經濟、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視精神的作用；不僅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立場，而且重視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才能對歷史發展做出科學的解釋。惟其如此，才是的科學態度和方法。

三、對現實的反思

韋伯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實：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地區與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時新教徒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支配地位[2]。并進而認為新教的倫理精神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1]盡管韋伯的觀點非常片面，過分強調了新教倫理這類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視(或輕視)了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們應當加以鑒別，但他提出的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韋伯給后人提出了一個重新思考和審視宗教與社會發展、宗教與現代化關系這樣一個深刻的歷史命題[6]。研究韋伯提出的問題，可以促使我們從倫理、宗教和化的層面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開闊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的視野[7]，進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們轉型期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以往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上，往往對進行教條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具體表現是，在正確堅持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原理的同時，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夸大到絕對的地步，似乎在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只能存在一種線性的因果關系，決定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質基礎，除此之外，似乎社會文化、宗教等非物質性的因素與社會發展的進程、趨勢毫無關系。顯然，這種“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和方法是有悖于的，并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觀。恩格斯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8]他和馬克思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他指出，“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8]這些因素包括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后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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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分析，空間風貌特色，市場失靈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visual Angle of economics city space view this special commod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on Chinese urban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problems in economic analysis of basic conditions and goals,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city build a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problem of market failure reason is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determine the property right of the high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 cost of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also briefly explain the market failure of other reasons.

Key Words: economic analysis, space landscape features, market failure

中圖分類號： TU-0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背景介紹

近三十的開發建設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造成了“千城一面”、“一城千面”的現實狀況。1999年國際建協頒布的《北京》以“建筑魂的失色”為題描述了城市面臨的困境：“??????但是，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全球化愈來愈使人與傳統的地域空間相分離，地域文化的特色漸趨衰微；標準化的商品生產致使建筑環境趨同，建筑文化的多樣性遭到扼殺。如何追尋在過去的歲月里曾為人們所珍愛的城鎮之魂？” [ 轉引自國際建協1999年《北京》及第20屆國際建筑師大會上的發言]。在這種背景下，城市的空間風貌特色問題成為了今天城市建設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人們日常的戶外生活使得城市的空間風貌具備使用價值，而營造空間風貌特色需要消耗勞動，這使得它有了價值，其價值若以貨幣形式表現主要是保護費、研究費、管理費、賠償費等等。具備了使用價值和價值就具備了商品的屬性，就屬于商品，就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下進行配置，然而從其效果來說，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并沒有起到明顯的效果。本文希望以城市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中國城市營造空間風貌特色時市場失靈的原因，這對管理現今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失調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2以經濟學的視角分析研究中國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中市場失靈的意義

中國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是一個綜合的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近30年的實踐證明，中國大多城市仍然面臨著城市空間風貌特色消失的困境。由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所以人類就在反復篩選和比較中，最終確立制度的合理運行機制。由于空間風貌特色問題與經濟有著密切關系，使得我們必須將兩者結合在一起考慮，這也就是在此進行經濟分析的根本所在。

城市的空間風貌特色雖屬于商品的范疇，又與一般的商品不同，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征，空間不同于一般的資源，這是由于空間風貌與周邊環境的相互依存所涉及的權利和義務關系、成本和收益情況比較復雜[ 董慰，城市設計框架及其模型研究；博士論文；哈爾濱工業大學；2009]。

“外部不經濟論”起源于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內部經濟”和“外部經濟”的理論以及庇古《衛生經濟學》中的“外部性”概念。當一個人或一些人沒有全部承擔他的行動引起的成本或效益時，就存在著外部性。在此，我們要關注他人承擔成本的問題，即負外部性[ 左正強，我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構建研究；博士論文；西南財經大學；2009]。而市場失靈的核心就是空間風貌的外部不經濟性，從而最終阻礙“帕累托效率”的實現，這也正是我們對其進行經濟學分析的目的及意義所在。

3市場機制能否解決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中的“外部不經濟”？

最早提出“社會成本”問題的羅納德.H.科斯認為：在一個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論如何選擇法規、配置資源，只要產權界定清楚，通過協商交易，總會產生高效率的結果。而在現實交易成本存在的情況下，能使交易成本影響最小化的制度是最適當的制度。根據科斯定理知道，只要明確產權界限和在零交易成本的機制下，我們可以消除空間風貌的“外部不經濟”。那么，空間風貌的產權是否可以明確呢？本文認為完全明確產權是做不到的，理由如下：

一、空間風貌究竟在哪些問題上需要明確產權，人們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們開始關注快速建設帶來的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

二、空間風貌的產權無法完全明確。有效的產權結構必須具有排他性，即擁有或使用某一產權的全部后果(無論是受益還是成本)都由產權所有人承擔，其他人不可能分享，但空間風貌不可能做到排他性。

三、人們是否愿意明確產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在經濟學中，交易泛指人與人之間建立經濟關系的各種活動。交易成本泛指除生產成本以外的經濟制度運行成本。明確產權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運行方面的相應調整，就減少了交易過程中因為產權不明確、預期不合理而導致的過高的交易成本；又增加了因強制執行和監督實行明確的產權而帶來的交易成本。假定前者高于后者，經濟當事人就希望明確產權；而當后者高于前者時，當事人就寧愿忍受產權不明帶來的損失。

4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中市場失靈的其他原因

市場失靈是指資源分配的均衡不是怕累托最優。換言之，市場分配是無效的。其形成的原因除上述情況外還有許多，諸如公共產品與免費搭乘、外部性以及空間壟斷性。

4.1 公共產品與免費搭乘

市場失靈往往產生于空間風貌非私有的情形。在此條件下，每一個人都希望他人來支付空間風貌營造所消費的成本，不愿自己承擔。

4.2 外部性的存在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故市場價格不能對產品的生產成本產生影響。科斯定理利用談判而使外部性內生化，因此，市場價值將被精確反映。但是，空間風貌難以定位準確的市場價值，其原因在于它需要與市場價值相關的大量瑣碎的流程以及完全的信息。

4.3 空間的壟斷性

按照現行的城市規劃體系，空間的權屬基本上等價于土地的權屬，人們較少考慮到空間獨立的“物權”特征，這就導致了各地塊內的開發商對各自的空間風貌是極具壟斷性的，從而阻斷了空間風貌的營造的連續性。

5小結

綜上所述，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中產權不可明確性是市場失靈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在城市空間風貌特色問題上沒有出現科斯定理所預計的談判，那是因為不談判是不擁有相應產權、因而必須支付高額交易成本的談判一方的最佳選擇。即空間風貌維持現狀，同樣意味著產權明確、并考慮到交易成本條件下的最優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曠日持久的環境資源問題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市場這一機制并沒有伸出那雙“看不見的手”。因此，政府部門需要更加積極的努力，尋找更為合理的機制。

參考文獻

[1]董慰，城市設計框架及其模型研究；博士論文；哈爾濱工業大學；2009

[2]宮本憲一：《環境經濟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4 年出版。

[3]左正強，我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構建研究；博士論文；西南財經大學；2009

[4]王士蘭，剛. 城市設計對城市經濟、文化復興的作用. 城市規劃2004, (7):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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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循環型社會　循環經濟　可持續發展

一、循環型社會及循環型社會法

（一）循環型社會

所謂“社會”，是指由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構成的整體。按照的觀點，社會是在物質生產和生活中人們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產物。從我國古代以及西方各國的詞源上來看，社會一詞都具有人與人相互聯系、相互活動的含義。盡管對于社會一詞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在社會的組成上基本達成了共識，即：認為它由自然環境、人和文化三個基本要素構成，任何一個要素的缺失或破壞都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故循環型社會應當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符合“循環型”理念的社會，包括經濟、文化、管理體制等。

循環型社會是指一種以可持續發展理念和生態學原理為指導原則，其經濟發展模式以及政治、經濟、文化都與循環利用資源的理念保持一致，以實現人類發展與自然和諧統一為目標的社會。循環型社會有其自身的一些特征。以循環經濟為經濟發展模式是循環型社會的首要特征。循環經濟在生產過程中充分考慮了自然的承載力，合理獲取能量和原材料，優化高效地利用，并通過再循環盡可能將生產加工過程中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重新投入生產和消費。同時循環經濟還要求對污染進行全程控制，在工業生產中實行清潔生產，倡導生態工業以及提高全社會的資源利用效率等。這些特點符合可持續發展、和諧性和持久性的要求，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符合循環型社會的核心理念。故此，循環型社會以循環經濟為其經濟發展模式，并為其發展提供政策、法律、文化和倫理等方面的支持。

（二）循環型社會法

循環型社會法是指為了可持續發展，促進循環經濟和循環型社會形成，明確國家（政府）、公眾（社會）和企業的權利和義務的，調整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和從事經濟活動時形成的環境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循環型法律制度規范不同于傳統法律制度強調的權利本位觀，它是一種由全社會來承擔義務的制度規范體系，即有政府、團體、企業和公民個人為共享社會、環境權益而分擔義務，公平承擔相關費用。這種權利義務模式將會改變傳統的財產權制度和契約制度的形態。在涉及環境的問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公平地承擔相應的義務。”循環型社會法的調整對象是人們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含環境容量）從事經濟生產生活中所形成的環境社會關系，主要調整的對象是政府、企業與個人。循環型社會的構建需要國家、社會（公眾）和企業多方的努力，其中國家（政府）應起主導作用，由于循環經濟的科技研發和前期投入很多，很多經營都是微利甚至不盈利的，因此必須強調政府的扶持作用。企業（生產者）是重要的點源污染源，企業內的清潔生產和企業間的物質循環都依賴企業自覺自愿的自律行為，他們是建設循環型社會的主體，公眾（社會團體）起到的是監督和參與的作用，同時因為公眾是消費主體，是廢棄物的最直接的生產者，同時也是面源污染的制造者，尤其是作為消費的廢棄物的收集過程中無消費者的協助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也應該在政府的主導下，盡相應的義務。

二、日本《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國內有學者將國外發展循環經濟和循環型社會的實踐總結為一句話：“其思想源于美國，行動始于德國而興于日本。”2000年12月6日日本政府制定的《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是日本建立循環型社會的主要法律。對此法進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們對循環型社會法律體系的了解。《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的立法體例分為三章和附則，共33條。其主要內容包括：

（一）立法目的

依據環境基本法的基本理念，就循環型社會的形成規定基本原則；明確政府、地方公共團體、企業和國民義務的同時，制定建設循環型社會基本計劃和有關政策；循環型社會推進的同時，確保現在和將來國民的健康和文化生活。

（二）對重要概念的法律界定

“循環型社會”。該法中的循環型社會是指對產品的廢棄物進行抑制；當產品作為循環資源利用時規定適當的循環利用方法以資促進；若不能作為循環資源利用時的適當處理方法，以合理利用資源和減輕對社會的環境負荷的社會。“循環資源”和“廢棄物”。循環資源是指廢物等中可利用的部分。依據該法規定廢棄物是指以下內容：廢物；使用過的物品，沒有使用過的廢料（目前正在使用的除外），或在產品的生產、加工、維修和銷售過程中，在能源供應、民用工程和建筑業、農業和畜牧業產品的生產和其他人類活動中產生的殘次品。

（三）建立循環型社會必須依靠國家、地方政府、企業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該法對它們規定了應該承擔的責任

國家的責任：負有制定和實施有關對策的義務，循環型社會的法律制度規范是由政府引導的具有宏觀協調功能的規范。政府主導的內涵，是指政府以市場化的、財政的手段以及非市場的行政力量，通過制定法律法規推動、調控和引導循環經濟市場化。”地方政府除根據基本原則采取確保實現循環資源的循環利用和廢棄物處理的對策外，根據地方政府管轄范圍內的自然和社會條件，考慮到在建設循環型社會方面與國家職能的分工來制定和實施這些政策。對于企業的責任，該法主要規定了排放者責任原則和擴大生產者責任原則。

三、我國走循環型社會之路的必要性

（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保證

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是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決定性因素。我國的資源稟賦較差，人均占有量少，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存在著越來越大的資源、能源以及環境容量不足的危機。同時，污染的產生與資源使用水平密切相關，我國的資源能源利用效率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仍然較低，已經成為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的重要障礙。巨大的資源浪費伴隨著嚴重的環境污染。目前，我國解決環境問題的末端治理方式以從根本上緩解環境壓力。發展循環經濟強調清潔生產、產業生態化發展、資源的高效利用和良性循環，這將會有效地解決資源耗竭、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的問題，提高我國的國際形象和競爭力，保障可持續發展。

（二）是可持續發展的協調性原則的有力保證

循環經濟是以生態學原則為指導，實現自然資源最優利用，生產全過程生態化、清潔化，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系統的干擾，在廢棄物最少量排放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產生社會經濟效益的具體步驟。另外，在保護生態系統穩定、平衡的同時，把生態建設作為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發展循環經濟有利于形成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產和消費模式，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有利于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有利于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全面統籌、建設和諧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觀的本質要求，是堅持可持續發展協調性原則的有力保證。

（三）是促進區域間的協調發展

循環經濟倡導以生態系統為大系統，反對局部割裂地看待和分析問題，提倡根據自然環境、經濟、社會狀況，因地制宜地制定其發展戰略和政策，在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之間實現優勢互補，建立生態型的物質循環和能量傳遞關系，打通資源再利用和多次循環利用的通道，大大降低了由于資源儲備狀況、分布的差異帶來的區域間的發展不平衡，能夠實現區域間的揚長避短、優勢互補以及合理的經濟交流、合作，有利于消除地區差別，實現各子系統的協調發展。

四、我國在構建循環型社會進程中所遇到的障礙

（1）思想障礙。人們在“人類利益中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為了不斷滿足自身的物質欲求，大肆揮霍自然資源、隨心所欲地向自然界排放廢物；（2）體制障礙。行政管理機構“條塊矛盾”始終在我國的管理設置中有所體現，特別是在環境保護方面，更是呈現多家共管、重疊管理的問題；（3）機制障礙。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鼓勵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良好機制，比如，廢舊輪胎的處理可以解決舊輪胎的污染問題，但廢舊輪胎處理企業在現行價格機制下不但不盈利還要賠錢，這就挫傷了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4）技術和成本障礙。資源的綜合利用、產品的反復使用、報廢后產品的再生利用資源化，都需要技術的支撐、需要技術突破后的低成本。但是，由于我國科技領域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存在很大的技術和成本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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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直接投資 資本輸出 資本輸入

一、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定義及其受保護的戰略意義

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是國際投資的一種，是指一國國民、法人或其他經濟組織為獲得一定經濟效益而將其資本投入國外的一種經濟活動，是國際間資本流動的一種重要形式。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國際直接投資被認為是獲得國外先進技術、廉價勞動力等重要資源，提高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的重要途徑。海外投資主要包括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兩個方面，對于前者，尤其是發達國家，海外投資是為剩余資本謀出路，擴張國際資本，獲取大量海外利潤乃至超額利潤的過程。對于后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吸收、利用外資，解決國內資金匱乏，并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水平和管理知識，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日益普及，一國的經濟發展與國際關系聯系愈加緊密。運用國際投資，各國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是符合國際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總體要求的；并且對國際經濟增長、國際分工和合作均發揮著重大作用。

由此可見，國際海外直接投資對一國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

二、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保護方式

基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資的戰略意義，各國都積極采取各項有力措施來保障良好的投資環境。

在各項有力措施中，法律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譬如稅收的高低，外匯的管理和限制，特定營業活動的限制及其范圍等都是通過一定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有一定的影響力，作為上層建筑部分的法律與作為基礎的經濟是互相影響的，任何某種法律制度的變化都可能帶來相應行業具體經營方式的變化。因此，投資者在進行海外投資時，必然應該充分考慮該國法律條件的穩定性，并對可能發生的法律條件變化提前預估，綜合分析對投資效益的可能性影響。所以，無論是資本輸入國，亦或是資本輸出國，均應積極尋求國際投資環境項下的法制保障，或防患于未然，或出于應變，從而維護國際投資環境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具體的法律保護形態可以分為以下兩類方式：

（一）國內立法

1.資本輸出國的國內立法

從資本輸出國也即投資國投資者的國內立法看，主要存在兩種情況：一是對投資者在國外遭受的損失，按照國內法律體系的相關規定給予補償，即是所謂的對外投資的保證制度。二是投資保險制度，指的是投資國本國的銀行或保險公司，根據保險契約事先約定的協議彌補投資者相應的損失。其特征涉及保證的范圍與對象兩個方面：對于保證的范圍，僅限于私人在海外的直接投資，不包括其在海外的間接投資。對于保證的對象，僅限于政治風險，即由于資本輸出國國內的政治或者經濟原因而引起的風險，而如自然災害、市場性貨幣貶值等所造成的一般性商業風險則除外。具體的損失補償數額依契約的約定或法律的規定進行。根據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所承擔的補償份額也有所區別，比如美國法律就規定承受投資者得全部損失，而其他一些國家則規定投資者承擔少量的損失，比如日本、荷蘭等國就規定投資者至少承擔10%的損失。

2.資本輸入國的國內立法

資本輸入國國內法對投資所提供的保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采取如外國投資法、稅法、外匯法這類地域性淡化的法律。再者，有的國家會采取政策公告，或者政府與外國投資者以合作、合資的方式為特定經營對象所簽訂的協議等方式提供保護。這些外資立法，各具特色且具體規定各不相同，但總結起來，法律保護導向主要是對政治風險的擔保，依法保護其合法的財產及其它合法經營利益，對于特殊經營產業的投資者，給予合法、適當的各類優惠措施。

（二）國際條約

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出于國際商業貿易交流與發展的需要，在各國經濟交往中，為減少或避免因各國立法的差異性產生的適用法律上的沖突問題，開始嘗試制定國際統一的法律規范，這些規范的誕生對經濟領域的某些方面起到了積極有益的作用。然而，由于投資國和接受國利益上存在沖突，目前國家間保護投資安全的主要措施是有關國家締結的雙邊條約、多邊協定等非同一法律規范的形式。

1.雙邊投資保證協定

該協定是指，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相互締結關于鼓勵與保護投資的協定，其側重于政治風險的擔保。這種雙邊協定，是將投資保護通過政府主體進行承認，是對雙方的共同保證，是大多數國家所采用的一類重要保護制度。具體內容包括外國投資者投資地位，資金利潤的自由匯出、國有化及其補償的方式和標準，投資爭議的解決機制等。

2.多國保護國際投資公約

即是以國際公約的形式，規范三國幾三國以上之間投資關系的法律規則和制度的總稱。具有代表性的協議有：《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華盛頓公約》等。這類公約涉及的范圍廣泛，涵蓋具體投資范圍的規定，爭議解決程序等內容。但由于各國有著各自不同的立場，所涉國家數目較多，很難做到絕對平衡，容易產生各類爭端。

三、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保護中的法律沖突與協調

（一）沖突

東道國政府和外國投資者天然就處于不同地位，在國際投資中兩者會因為地位、立場、社會制度的差異而存在不同類別上的沖突。由于實踐具有個案性與不確定性很難一一舉例，因此這部分主要從法學理論之爭的角度看看待關于國際海外私人直接投資保護存在的沖突：

1.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

對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標準的爭議，源于國際投資活動產生的不同國家之間的管轄權沖突。目前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主要有三種待遇標準，即國民待遇標準、最惠國待遇標準、國際標準。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普遍采用國民待遇標準。該標準強調外國投資者與東道國的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待遇，既不應受到國內投資者的歧視，也不應享有特殊權利。這不僅直接和國內法制精神相契合，而且完全符合國家主權這一大原則。然而，作為資本輸出國的發達國家對國民待遇這一標準卻持有異議。他們認為，按照國民待遇標準，對外國投資者的待遇應適用國際標準。其實質表面上看是以資本輸出國的國內法為基本確認國際標準，往更深層次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給予外國投資者以特權，以期對發展中國家濫用外交保護權，進行經濟、政治甚至軍事干預尋找潛在的突破口。然而，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享有的權利或承擔的義務，不是源于國際法，而是直接源于東道國的國內法。只要東道國沒有違背國際條約中承擔的具體義務，就沒有理由以國際標準取代其國內法確立的標準。

2.外交保護權

外交保護權是指通過外交途徑對本國僑民在國外的正當利益提供保護，這種保護以僑民所在國應承擔國家責任為前提條件，所謂國家責任是指國家責任是指由于國家的違法行為或損害行為一國在國際法領域內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外交保護權的基本內容包含兩個層次：一是本國僑民在外國的正當利益受到侵害而未獲當地救濟時，毋須當事人申請，國家相關的駐外機構可隨時向僑民所在國提出救濟或賠償要求。二是本國僑民在該外國得不到合理、及時救濟時，為保護本國公民的合法權益，采取外交方式，對東道國提出相應的要求，也是合法、正當地行使外交保護權。

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則，無論是上述何種情況下的外交保護，均應服從東道國法律管轄，應當依據東道國的國內法的規定請求行政或司法救濟。但是，在國際投資實踐中，發達國家往往利用第二層次的外交保護權大做文章，濫用外交保護權，維護其海外投資者的利益。當發生投資爭議時，完全無視東道國的法律制度，強行外交干預本屬于東道國國內法管轄的問題。這類行為實際上是將外國投資者置于國家權利的庇護之下，導致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特權地位的行成。綜上所述，在外交保護這一問題上學界也存在著大量爭議和分歧。

3.國有化標準及賠償問題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對其領土內的外國企業財產進行征收或沒收，從而實行國有化是否具有合理性曾經產生過爭議。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法學家認為：國有化可分為合法國有化與違法國有化兩類情況。符合下述三個條件的國有化為合法的國有化：其一，國有化的實行必須是出于國家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二，國有化須對外國投資者實行無差別待遇，即通常所說的國民待遇；其三，國有化所造成的損失須對外國投資者予以公正賠償。不符合這三項條件的國有化則被歸類于違法的國有化，可以追究相關國家的國家責任。對于三個合法國有化的條件，因前兩個條件是國際法上公認的原則，第三項為發達國家的利益導向，也是存在爭議的一項。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第三條其實質是變相的以是否公正賠償作為區分國有化合法與否的惟一參考標準，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地位。

（二）協調

由于在國際投資保護中存在著上述法律沖突，為了在彼此沖突的基礎上尋求共同利點，應對不同國家的國際投資保護問題法律地域性特點采取限制措施，建立一種統一、協調的對話平臺則顯得尤為重要。而國際法是一個跨地區性的法律學科，在這個問題上借助于國際法制度，無疑是有效的。國際上通行做法主要包括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與多邊投資保護公約。其中，適用最為廣泛的為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也是目前國際投資法律協調中最主要的方式。雖然其實質是一種契約，不同的各國當事人所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其內容肯定具有差異性，但雙方共同承認的投資者、受保護的投資形式、投資者的待遇標準、政治風險的保證等該類基本構成要件是一致的。采取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特點有兩處：一是協議的當事人范圍確定優先，所調整的關系僅限于兩國之間，更易于從各自的國情出發，更容易在尊重彼此的法律權益并顧及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從而，在協定中更利于協調一致，便于實際操作。二是在高度共識基礎上所形成的雙方條約，對于協定兩國來說，具有高度的共同法律約束力，便于雙方均完整的遵守和實際操作，降低發生爭端的可能性。

然而，不同社會制度背景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兩國，尤其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由于利益立場、國家背景不同，在有關條款的訂立及解釋上難以達到前述的高度共識，無法形成絕對法律約束力，使雙方都各執己見，造成實際執行力不足，易造成條約的形式化，無法真正意義上實現爭端的妥善解決。

因此，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并不是萬能的，其只能對某些爭端有實效或者有所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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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古希臘、民主政治、雅典、中學歷史教育

新課改終于來到貴州，新的歷史課程標準與舊的教學大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增加了世界古代史內容，在教學生古希臘民主政治時這一課時時，有很多疑惑，例如在講解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覺得教材沒有講透，于是查了很多資料，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疑惑更多了。不同的教材版本對這個問題的解釋不一樣，也查看了很多大學教授寫的有關于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的論文，卻發現根本不適合高中歷史教學的情況，所以寫下本文，用以拋磚引玉，向各位高中歷史老師討教。

關于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人教版和人民版有不同的解釋，我以人教版為主，綜合有關專家學者的研究，我歸納總結了以下五個方面：

一、獨特的地理環境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前提條件

無論是人教版還是其他版本，①認為古希臘獨特的地理環境，是其產生民主政治的前提條件，古希臘位于今天巴爾干半島南部，多山，靠海。這種獨特的自然條件，當古希臘人口增加的時候，造成了人多地少，人與自然的矛盾非常突出，這種矛盾在其它地方還不是很嚴重，但在古希臘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它關系到古希臘人民的生死存亡！面對嚴酷的現實，迫使古希臘人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選擇：經商或者對外殖民擴張。

不管是經商還是對外殖民擴張，都為民主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作為家庭來講，不到萬得已，是不會去經商的，② 如果一個家庭要出去經商，那肯定要開家庭會議，要進行民主討論。一個部落或者一個城邦國家要進行對外殖民擴張，不是哪個君主或者貴族所能獨自決定的，必須是全體公民開會討論決定，因為這種小國寡民城邦體制注定了王權或者貴族的權利不是很強大，必須得到平民的支持。

二、高度發達的奴隸制商品經濟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根本原因

優良的港灣，發達的交通條件，雖然每個家庭不情愿經商，但是生存的壓力，使越來越多的古希臘人從事工商業，以至于在古希臘各個城邦都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強大的工商業階層。這與中國古代晉商和徽商的形成有點類似，中國古代、特別是在明清兩朝，山西和安徽人多地少，即使在重農抑商的中國，很多農民迫于生存的壓力經商，結果成了富家大賈；從而形成了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的晉商和徽商這兩個商幫集團。

商品經濟在古希臘社會占主導地位，這使古希臘不同于古代中國、印度其它文明大國的地方。對其它古代文明大國而言，自然經濟占主體地位，商品經濟只不過是附庸。但在古希臘，它卻左右了國家的繁榮與否，由此可見工商業階層力量巨大。商品經濟是一種以無限增值為目的經濟，它具有開放性、擴張性。以商品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往往產生的是民主社會。這就是近現代來，為什么民主國家越來越多，專制國家越來越少的根本原因。一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古希臘高度發達的奴隸制商品經濟，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根本原因。

三、平民與貴族的斗爭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重要原因

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在同一時期的希臘，除了像雅典那樣的民主城邦國家，但也有像科斯林那樣的寡頭政治。為什么同樣的社會形態，經濟基礎也差不多，卻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體。那就是馬克思所說的:階級斗爭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重要原因。古希臘各地人民對貴族的斗爭決定著古希臘政治的方向。我們翻開古希臘的歷史，發現古希臘社會經歷了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的發展歷程。在古希臘，由于小國寡民的特性，王權始終不是很強大，在貴族與君主的斗爭中，貴族與平民聯合起來，戰勝了君主，讓君主制退出了歷史舞臺；平民與新興的工商階層聯合起來，③戰勝了貴族，讓貴族制退出了歷史舞臺。即使在那些少數保留寡頭政治的城邦，平民和貴族的話語權是很大的，這與東方君主擁有一切生死大權的專制主義有很大的不同。每個城邦能否建立民主政體，要看每個城邦平民與貴族斗爭的最后結果，以及雙方妥協的結果；在古希臘，大多屬城邦都建立民主政體。

四、對外殖民擴張和抵御外敵入侵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現實需要

古希臘由于小國寡民，為了爭奪土地和人口或者爭霸以及抵御外敵的入侵，戰爭比較頻繁，如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薩戰爭等。為了調動士兵作戰的積極性，也為了獲得穩定的兵源，貴族不斷向平民讓步，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其結果是公民的權利越來越多，權力越來越大，最終形成了民主政治體制。

五、從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時間較短，保留了眾多的民主習慣也是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因素之一

古希臘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時間較短，而東方各國則較長，因此古希臘保留了比較多的原始民主習慣，平民參與政治的權利意識愿望強烈，公民權利意識濃厚。這也是產生民主政治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古希臘民主政治產生的原因眾多，是自然環境、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綜合結果，而非某一單方面的原因。

[參考資料]

[1] 參見高中歷史課本，人教版第27頁，人民版106頁等.

[2] 趙世環，華中科技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古希臘民主政治成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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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管理學研究》 基本問題 教學策略

一、引言

人類的管理活動有著悠久的歷史,管理思想來源于人類社會的管理實踐。事實上,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我們都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論述。隨著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管理的重要性——管理是促進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固然需要豐富的資源與先進的技術,但更重要的還是組織經濟活動的能力,即管理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管理本身就是一種經濟資源,作為“第三生產力”在社會中發揮作用。

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的引言中,“科學管理之父”泰羅開宗明義地指出,這篇論文的宗旨之一是“論證最佳的管理是一門實在的科學,基礎建立在明確規定的紀律、條例和原則上,并進一步表明,科學管理的根本原理適用于人的行為——從人們最簡單的個人行為到我們大公司的業務運行”。現代意義上的管理學應運而生,并迅速發展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專業領域。

二、《管理學原理》的基本問題

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和定型都有三個關鍵性標志:明確的研究對象、獨特的致思路徑和完整的概念系統。弄清這三個方面的基本問題,無論是對一門學科的理解和把握,還是對于該學科教學策略的選擇,都具有重要意義

(一)《管理學原理》的研究對象

管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揭示管理的客觀規律性,即如何按照客觀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要求,合理組織生產力,不斷完善生產關系,適時調整上層建筑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管理學原理是從管理中總結、歸納、抽象和概括出來的科學原理,它著重研究管理的客觀規律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論,具體研究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合理組織生產力。這是由管理的自然屬性決定的,是由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與社會化大生產決定的。社會化大生產的順利進行需要管理,需要研究如何配置組織中的人力、財力、物力,以及信息等各種資源,“物盡其才,人盡其用”,使各要素充分發揮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率,以實現組織目標和社會目標的相互統一。因此,怎樣計劃安排、合理組織及協調、控制這些資源的使用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就是管理學原理研究的主要問題。

2.完善生產關系。這是由管理的社會屬性決定的。一方面,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文化,會使管理呈現一定的差別,這種特殊性決定了管理應著重研究如何處理組織中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尤其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問題;研究如何建立和完善組織機構設立、人員安排以及各種管理體制問題;研究如何激發組織內部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實現組織目標而服務。另一方面,管理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不同的社會制度使得管理體現著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這一“印記”決定了管理學原理應該研究如何使組織內部環境與其外部環境相適應的問題;研究如何使組織的規章制度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等上層建筑保持一致的問題,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新秩序和規章制度,從而維持正常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二)《管理學原理》的致思路徑

管理學原理作為一門科學,研究管理活動的規律性,解決與管理活動有關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方面的問題,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其構造形如金字塔,其頂端是具有指導作用的理論體系,底部是關于管理過程、管理對象以及相應職能的科學系統,中間則對應著管理層級和管理領域。

那么,管理學原理在研究正式組織實現組織目標這一過程中又是怎樣致思的呢?管理學原理首先從管理理論入手。通過分析,研究人類過去豐富的管理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管理思想、理論和制度與方法的演變發展規律,繼承前人的經驗和成就,古為今用。因此,絕大多數的學者在編撰《管理學原理》教材時,都考慮將“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放在著作的第一章或第二章;因為,大家的思考邏輯基本一致:管理理論與方法是一個歷史的發展和演化的過程,管理理論和管理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反映了管理科學從實踐到理論的發展過程,研究其產生和發展是為了繼往開來,繼承發展和建設現代的管理理論。通過對管理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和介紹,可以使讀者更好地理解管理學的發展歷程,有助于掌握管理的基本原理。

其次,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其基本的原理,管理科學也不例外。管理的基本原理是指帶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管理規律,是對管理工作的實質及其基本運動規律的表述,也是研究管理活動的過程和環節、管理工作的程序等問題的解決之道。諸如:決策的制訂、計劃的編制、組織的設計、過程的控制等,這些活動都有一個基本的原理和原則,是人們進行管理活動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具體表現在管理過程及相應的職能,即計劃、組織、領導與控制,這是管理學原理體系的堅實基礎。我們必須學習和掌握它,做到活學活用。

再者,人是管理活動的主體。管理活動與組織成員的行為有著密切關系。因此,一方面,管理者的素質高低、領導方式、領導行為、領導藝術和領導能力,對管理活動的成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即研究“領導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員工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高效率完成組織目標的基礎和前提,即研究“激勵員工的主動性”。

(三)《管理學原理》的基本概念

概念是理論致思凝結而成的邏輯環扣,也是把握研究對象的基本方法和工具;概念之間的關系則構成一定的理論體系。與上述致思路徑相應,管理學原理有以下一些主要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