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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錄音中，疑似浙江金華銀行杭州分行一位客戶經理與杭州福萊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王嵐之間展開了爭論，前者就后者在金華銀行貸款2000萬元一事索要了96萬元“好處費”，反復催促后者將還未打進自己賬戶的10萬元趕緊辦妥，態度急促。

多方求證得知，以上事件并非個案，在江浙、廣東等中小微企業高度聚集地區，從一筆普通貸款中私下獲利百萬元的不是個例。

“經濟下行時期，銀行處于議價強勢地位，不安分的客戶經理總能大撈一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與此同時，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自2011年以來的企業倒閉潮還沒有得到根本性好轉。

據浙江省高院統計，2012年已有諸如企業倒閉、跑路等847個涉及銀行貸款的金融案件報送高院，標的總金額達120億元。

另據浙江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統計，僅2012年上半年溫州市工業企業減產、停產比例高達60.43%。

伴隨一些企業破產、停產，當地銀行的不良率也在急促上升。溫州銀行的不良率從2011年末的0.99%升至2012年6月的1.72%，浙江全省前11月的不良率數據上升到1.58%。同時，今年銀行業系統不良率出現區域性、行業性等特點。

面對不良率的上升，金融機構以及監管機構紛紛開始采取措施，嚴格防范不良風險。

有專家認為，目前中國銀行業不良風險總體可控，隨著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宏觀支持政策的出臺，2013年全國整體總潛在不良率增長速度會稍有減緩。但治標更要治本，從宏觀根源發展消費信貸、建立信貸文化才是長遠之策。

“不良循環”

近日，《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走進浙江建德市乾潭鎮工業園區，發現，不少廠區大門緊閉，廠房和辦公樓均貼上封條。一問才知，乾潭鎮相對大型的企業半年內倒閉了十多家。

“破產的、跑路的，比去年多。”浙江省中小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記者，平日里企業家最熱衷于成為地方人大代表等，但這兩周安排填表申報企業家們的手機卻一直關著。

據悉，企業家的“消失”與臨近年底有關，每年這個時候是銀行回收信貸的時段。

浙江當地一位企業家表示，2012年以來，“企業愁貸、銀行惜貸”的狀況仍未改觀，高利貸有重新抬頭之勢。

事實上，銀行系統并不缺資金，不少銀行在年初還愁資金貸不出去。央行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前11個月，累計新增人民幣信貸已達到7.75萬億元，超過2011年全年7.47萬億元的水平。

上述企業家表示，主要是企業業績下滑使得銀行不愿意再貸款，企業得不到貸款生產經營又受到進一步影響。

一方愁貸、一方惜貸，使得市場上現金流匱乏，一些企業甚至連貸款審批過程中所需的“掉頭資金”都難以籌足，一些企業因此陷入不良循環之中。

但此刻，一些客戶經理，卻在變本加厲地對企業“吃拿卡要”，落井下石。

一位城商行杭州分行內部人士透露，有的客戶經理以額度限制、審批時限等諸多理由對企業拖貸、延貸，目的便是通過自己與特定高利貸組織的無間合作，迫使企業在“掉頭期”內為資金周轉付出高額利息，自己則事后以“五五分”甚至“三七分”非法牟利。

據上述人士了解，國有大行也有類似行為。近期，建德市一張姓民營企業家向當地一國有大行申請200萬元貸款時，47天的超長審批讓他前后共付出多達62萬元的隱性成本。“這無異于制造高利貸、制造企業危機”。

采訪中還有一些人表示，上述現象在東部沿海尤其是一些中小銀行中并不鮮見，近三年來有上升之勢。

盡管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監管部門，對上述現象一直持堅決打擊態度，但金融違規案件具有難舉證、難追溯和隱蔽性等特點，目前還主要限于對分支行高管的排查，一線管理還需進一步加強。

實現的難點還有，一線客戶經理的頻繁流動客觀上增加了監管難度。

一位從事銀行業13年的客戶經理，曾先后任職于興業、光大、稠州、交行、民生和金華等銀行，最短的任職期限是在恒豐待了一個多月。

他告訴記者，“這只是普遍頻率”，他常在不同的銀行與曾經多個同事再次共事，“許多人都頻繁跳槽，十年內共事三次很正常”。

另一位商業銀行杭州分行風控部總經理也坦言，當地員工年流動比率低則30%，高則60%，“只要能跳槽，成熟的客戶經理都會走”。究其原因，就在于對私下獲利一旦暴露的“警覺”態度和對監管層糾察風險的“防范”心理，“不能老在一個坑里挖錢”。

“應該對從業人員實行類似黑名單管理。”一位業內人士認為，每一筆查處的背后都包含著巨大的工作量，嚴格規范市場秩序應成為監管部門最主要的關注點。

真實不良率

綜合觀察，實體企業經濟下滑已經傳導至一些區域的銀行業等金融機構。浙江銀監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全省2012年前11月的不良率數據為1.58%，比年初上升了0.66個百分點。不良余額為935.61億元，比年初增加444.21億元。關注類貸款余額為2107.61億元，比年初增加了259.27億元，關注類比例為3.57%。

2012年12月12日，杭州海關公布浙江省前11個月外貿數據。11月份，浙江省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259.8億美元，同比下降2.5%。以外向型經濟見長的浙江，外貿下降直接影響當地的經濟效益。

浙江當地一些銀行業人士指出，當地不良率數據不樂觀預計或比現在看到的還要高，“浙江需要警惕和防范新一輪區域金融風險的集聚。”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溫州乃至浙江的部分銀行不良率已超過8%。”周德文如此說。

在各家銀行三季報中，不良率和不良貸款余額大多“雙升”，其中浦發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同期漲幅達70%，其溫州分行不良貸款增量占全行70%且不良率為5.42%，其溫州、寧波和杭州三家分行新增不良貸款達全行的94%，中小企業貸款不良率為7.19%。

除此之外，三季報中各大銀行公布的不良率幾乎均低于1%，農行、工行、中行和中信4家銀行三季度不良率環比下降。銀監會數據也顯示，全行業不良率僅0.95%與年初基本持平，低于2011年平均約1%的水平。

“也許一線業務的‘水深火熱’，被財報數據輕描淡寫了。”上述人士坦言。

銀河證券分析師郭怡嫻的研究報告稱，“估值隱含不良率中位數已到了很高的線上”，并告訴記者“可從撥備數量中得出該數據”。

東方資產管理公司《2012：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稱，“關注類貸款賬面風險與實際風險偏差最大，信貸風險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且2012年商業銀行新增不良貸款規模將同比增長10%左右”。

“眼下只有計算出銀行業總潛在不良貸款，才能直指問題的關鍵。”高盛高華資深分析師程博指出。所謂“總潛在不良貸款”，即已公布不良貸款與諸多產能過剩且盈利能力降低的企業潛在不良貸款之和。

高盛高華研究總監、董事總經理馬寧在《中國銀行業信貸觀察報告》中也詳細闡釋了基于對采礦、鋼貿和地方平臺貸等總潛在不良率的保守估算，銀行業潛在不良率遠高于銀監會數據的0.95%，約達到5.4%。

中信證券分析師王一峰表示，盡管諸如光伏、風電等被列為“國家新興戰略產業”的貸款具有風險，但卻從未被任何一家銀行列入不良。

維持類似判斷的投行、券商和評級機構不在少數。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也曾對外表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下行期間，2%左右的不良率相對更為真實”。

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16家上市銀行新增逾期貸款1257.87億元、新增關注類貸款289.42億元。下一步很可能淪為不良的趨勢在加大。

在浙江，今年以來坊間一度流傳著“一建三發”的說法，即建行、平安（原深發展）、浦發和廣發四家銀行不良率壓力較大。

“浙江銀行業平均不良率已到了一個高點上，若不包括國有大行則將更高。”前述城商行人士稱，“我們行里上報的不到真實數據的1/3。”

地域性行業性特點

2012年中國銀行業系統不良率出現兩種特點，一是區域性特點，二是行業性特點。

地域性方面，除了浙江外，內蒙古、廣東以及江蘇一些地區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一位國有大行的高管就表示，眼下鄂爾多斯、佛山、東莞、中山和江蘇部分地區（的不良趨勢）已值得高度關注。

行業方面，鋼貿、光伏行業的不良率上升明顯，個別銀行的光伏、鋼貿行業不良率甚至超過15%。光伏行業由于外部環境的惡化，2012年以來破產企業增加。鋼鐵行業由于整體宏觀經濟下行，市場萎縮，企業效益下滑。

金融系統具有傳導性、滲透性特點，無論是企業貿易與投資往來，還是產業鏈、行業片區相互交融，都讓風險由點及面地蔓延。

中信證券分析師王一峰認為，行業上，風險正從船舶、光伏、鋼鐵等困難行業向其他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業、交通、倉儲和郵政業等擴散。地域上，其波及面也從東部向中西部、南方向北方地區蔓延，并從對外出口型企業向內銷企業擴散。

“受到影響的行業和地區能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他告訴記者，把控不嚴就將交互感染，同一產業鏈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

廣發銀行內部的《2012年風險管理指引》明確提出，房地產行業的政策調控影響了產業鏈上游的水泥、鋼鐵等行業，加之鐵礦石等原料價格弱勢盤整，產業鏈成本支撐不牢固。鋼鐵行業需求低迷的同時，資金成本高、經銷商囤貨意愿低和產量下降等因素，又使得產業鏈下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低，整個產業鏈毛利率大幅下降，企業資金鏈普遍緊張。

馬寧在《中國銀行業信貸觀察報告》中指出：根據公開數據分析得出，當前中國工業和采礦企業平均不良率為1.3%，鋼鐵等大宗商品交易行業平均不良率為1.6%。至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當前公布的總體不良率從5%到30%不等，大量企業被認為在商業經營上已難以為繼。

《中國銀行業信貸觀察報告》還指出，2012年上半年，消費品行業隱含不良率上升勢頭最猛，從2011年14.4%上升至33.2%。信息產業和原材料產業隱含不良率也各自上升至32.1%和22.6%，此外，行業新增不良率接近20%且隱含不良率超過30%。

“銀行的資產質量不是在變差，而是在加速變差。”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梁紅認為。

不過，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在2012年財經年會上表示。“浙江只是一個點，僅占據全國銀行業信貸規模中很小的部分，不良率波及面不會太廣。”

“干掉不良率”

為何市場擔憂不良已經較高程度，而財報數據如此平靜？“這和銀行考核體系相關。”一些銀行基層員工道出了個中緣由。

除去廣發銀行采取總行特殊資產部集中處理潛在風險外，“包干到戶”的不良處置方式在業內最為普遍，即由分支行承包處理大部分風險，這使得客戶經理往往不堪重負。

例如，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客戶經理每月只要出現一筆疑似不良，則全月獎金可能扣完，甚至還扣工資。因而所有人每天都在絞盡腦汁“干掉不良率”。

上述風控部負責人介紹，在分支行處理不良貸款的方式中，“平移”是最慣常的做法。

所謂平移，即銀行尋找優質企業B并對其授信，以搭橋方式讓其與互不相干的A企業簽訂借款協議，掩蓋A企業的潛在不良。“之所以企業融資難時，銀行總在宣傳支持小微企業也是出自于此。”他表示，行里天天開會討論如何平移，年底、季末時尤為嚴重。

平移后，債務和風險被轉移出銀行系統，成為“純粹”的非金融機構市場行為，不但監管層不易察覺，就連司法部門也難以介入。至于B企業，銀行會以低利息、低存款配套等多種“優惠”來進行補償。

杭州一位信譽良好、經營尚優的企業家告訴記者，近一年來他幾乎每一兩周就會接到不同銀行的電話，詢問其是否愿意以低利率、低存款配套進行貸款，“優惠多多”。

“這是治標不治本。”周德文評價道，如此做法風險并未被化解而是被后移了。但是，職位流動性讓銀行高管大多只愿意保證自己任期內“風險能被捂住”就足夠了。

事實上，1000萬元潛在不良至少需3000萬元來平移，一旦不良超過3000萬元則需更大倍數的平移資金。然而當下，經營再穩妥的B企業也極可能卷入層層擔保圈而不可自拔，不良率風險可能數倍擴大。前述企業家最近就陷入擔保圈內一筆500萬元的連帶擔保，至今心有余悸。

因而，銀行高層更希望采用多家優質企業分別與A企業簽訂協議來分攤風險，但客戶經理常常為了方便省事而“一次性快速平移”。

另一種掩蓋方式被稱為“覆蓋”不良率，類同于平移但A、B企業之間具備擔保關系。

此外，客戶經理間還流行著一種“預期沒收”方式。他們要求優質企業在貸款時預先存入一定比例的“準備金”，以防企業風險來臨時起到保險效用。

更有甚者，浙江紹興的個別銀行采取了貸款隨意延期的極端方式。即企業潛在不良貸款即將到期之前，客戶經理會重新完成一遍實地調查、合同簽訂的固有程序，在信貸系統中將全過程重新“走一遍”，就以長期貸款延續下去。

以上種種，常成為各銀行客戶經理間茶余飯后的談資，誰“干掉”不良貸款更多更隱蔽，誰就能更受推崇。

雙重迎戰

面對不良率的上升，總行以及監管機構紛紛采取措施解決不良率問題，嚴格防范不良風險。

廣發銀行一位內部人士稱，總行行長已經親自接手風控工作，平日里九成以上的各類會議均與之相關。

多年來，銀行自身的應對措施主要有兩種，一是加大催收力度、增加核銷總量，二是增加計提準備金，提高撥備覆蓋率。

中信銀行一位高層透露，朱小黃上任中信行長后，第一要務便是增加計提撥備。三季報中信銀行計提了40億元貸款減值準備，期末撥備覆蓋率達305.54%，撥貸比提高至1.92%。

其他銀行也從2011年底開始未雨綢繆。浦發、北京銀行就增加了貸款減值準備金，2011年期末撥備覆蓋率分別高達499.6%和446.39%，居上市銀行前兩位。2012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總貸款減值準備從9853.06億元增至11179.55億元。

在銀行處置方式中，呆賬核銷盡管能最大限度保障銀行利益，但呆賬認定和取證等規定較為嚴格，符合核銷條件的占比很低，銀行也同時需承受一定利潤損失。

此外，銀行除將不良貸款轉讓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外，也嘗試向非金融企業轉讓，但目前仍無法可依。并且，資產管理公司常要價過高，銀行多折價轉讓損失較大。

因而，業界普遍向銀監會呼吁及時研究消化不良貸款的政策措施，要求銀行從考核機制上適當提高不良容忍度和完善盡職免責制度，以商業化、市場化手段提高處置的便利性和有效性，讓銀行有機會以豐補歉。

在地方監管方面，2012年下半年以來，溫州市政府組織開展了風險企業幫扶和不良貸款化解百日專項行動，溫州銀監分局采取多種措施，推進全市銀行業不良貸款化解工作。據統計，2012年8月至10月，全市銀行業機構共處置不良貸款21.31億元，10月不良率比9月環比下降4.31個百分點。

盡管目前中國總潛不良率已經較高，但與2002年香港地區銀行業3.2%的不良率、1997年新加坡3.6%、2000年臺灣地區5.8%和2009年美國金融系統幾近崩盤相比，中國目前的不良率危機還正處于由淺入深、由點及面的階段，尚能“亡羊補牢”，并且可控。最近，銀監會將居民消費類貸款的風險權重從100%調整為了75%，就是個積極的開端。

至于宏觀政策層面，由于A股非金融企業的隱含不良率一直與GDP增速變動呈負相關。因而，一旦GDP增長減速的勢頭趨緩或改善，將使得企業盈利和總潛在不良率面臨的惡化壓力變得稍微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