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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經濟發展論文:國家審計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探析

【摘要】為了使經濟科學發展，必須要在遵循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加快經濟領域的改革，其中國家審計作為宏觀調控的組成部分，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為了更好的發揮國家審計的作用，要認識到國家審計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同時對國家審計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路徑進行探究分析。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 國家審計 實現路徑

以科學發展為主旨是當今經濟發展的主題。為了加快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縮小貧富差距，經濟發展形態必須由資源浪費型向資源節約型轉變，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國家審計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監督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積極作用。

一、國家審計和經濟發展方式的關系

（一）國家審計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保障

國家審計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是其他監督機構所不能替代的，它是國家進行監督的一種方式。國家根據審計的目標，運用合理的審計方式，進行審計活動，監督經濟的發展，并且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反饋，可以適時進行宏觀調控，促進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國家審計是保障經濟平穩有利運行的一個“免疫系統”，具有預防和抵御功能，它的核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護人民的利益。國家審計不僅是國家治理的重要保證更是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國家審計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經濟領域內的異常深刻的變革，會對社會結構和利益結構造成重要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要將市場對經濟的配置作用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協調地結合起來，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發展方式更加科學合理，需要發揮政府的監督和調控作用，審計機關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部分，具有積極作用審計監督具有權威性、宏觀性，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反饋，為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出正確的策略和建議，使經濟的發展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因此國家審計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要求。

（三）國家審計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國家審計通過對經濟發展過程的監督，能夠準確發現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促進經濟正確快速發展。其次，國家審計能夠規范政府部門的調控行為，政府的宏觀調控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家審計能夠監督政府部門的行為，使宏觀調控更加科學化。除此之外，國家審計在社會協調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國家審計的核心是保障人民的利益，通過審計部門的協調工作，保障民生發展，維護人民的合法權益。

二、國家審計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探析

（一）在宏觀政策的基礎上，開展審計活動

我國采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宏觀調控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就業、穩定物價、促進民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宏觀調控政策對國家的宏觀調控騎著引導作用。國家審計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要符合國家宏觀宏觀調控的要求，要根據宏觀調控政策開展審計活動，不僅能夠體現國家的調控作用，而且使經濟發展方向更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

（二）明確審計目標，促進經濟健康發展

審計目標要具有一定的層次性，既要符合宏觀層面的目標要求，在宏觀政策的基礎上開展相關的審計活動。在面對具體問題時，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地制定審計目標。對宏觀政策的整體實施情況進行審計監督和評價，針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提出建設性的審計意見，促進經濟的科學發展。

（三）創新審計方式，提高審計的有效性

為了保障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創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為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的有效方法。創新有利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國家審計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經濟發展中，要創新審計方式，變革傳統的審計方式，使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在審計過程中，更加關注創新能力的建設。完善審計機制，推動企業和市場的戰略發展，挖掘市場的創新潛力，提升企業的經濟力，促進經濟的發展。同時審計要及時關注宏觀政策的實施情況，提高審計的有效性。

（四）完善審計制度，提高審計的權威性

經濟的發展和相關政策的制定有著密切的聯系，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很大程度上會影響經濟的發展方式。為了更好的保證經濟政策的實施，刺進經濟的發展，需要建立完善評價機制和體系，監督經濟政策的實施。要建立健全審計監督制度，加大對腐敗的監督力度，使政策實施的過程更加科學、公正，為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激發企業參與市場的積極性，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五）加強民生工程的審計力度

民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保障，為了更好地額改善民生，應該加強對民生工程的審計力度，加強監督力度，提升民生工程的質量，使社會分配更加合理，對不合理的資金分配進行揭露，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

三、結語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成就突出。但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了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要不斷完善經濟發展戰略，完善經濟發展體制，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家審計在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國家審計監督經濟政策的實施，保證經濟政策落實到實處，同時對政府部門形成監督作用，能夠減少腐敗的出現，為經濟的發展營造狼嚎的環境。國家審計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及時的反饋，為經濟的發展提供合理的建議。同時國家審計通過對民生問題、資源環境保護等問題的審計，可以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戰略性目標要求，使濟的發展能夠滿足人民的實際需求，使經濟的發展能夠與自然環境保護相協調，提高資源循環利用的效率，促進經濟的科學、可持續發展。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經濟發展及其面臨的問題分析

摘 要 本文針對經濟技術開發區提出了基礎定義，并對中外研究者理解的經濟技術開發理論知識進行了總結。1984年至今，我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批準成立的以及享有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相關政策的其他國家級工業園區總共五十多個。特別是在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從建立到持續穩定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對于其他地區的經濟建設具有指導意義。

關鍵詞 經濟技術開發區 經濟發展 問題分析

一、引言

依據商務局2007年的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發展報告，此階段我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發展實踐大致可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1984～1991年）此階段為建立以及探索時期；第二層次（1992～1998年）這一階段為極速提升時期；第三層次（1999年及以后）為穩固發展階段。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三個發展階段與我國引進外資時所有過的經歷類似，都是以勞動為主逐漸向資本以及技術型行業轉變。在發展初期，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引進的外大部分是小型企業公司，尤其是技術轉讓和出售特別稀少，這也就導致眾多外資企業公司仍不能下定決心投資獲利。

二、我國國家級開發區主要特點

（一）突出工業項目的主體地位，進而促進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經濟快速發展

依據商務局的數據表明，在2016年共有60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完成了GDP7341.25億

元，同比增長40.35%，并高于同時間段內全國12.4%的增值，總量約占全國GDP總量的5.20%，工業總產值也達到13267.24億元，同期增長40.34%。國家級經濟開發區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經濟發展。以長江三角洲地區為實驗對象，依據國家發改委2015年遞交的統計數據顯示，這一地區的GDP總量達到45167億元，外資利用總額達344.12億美元，大致占據我國實際外資使用總量的41.25%。

（二）迅速吸引外資投入的重點區域

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在迅速發展的時候，也逐漸成為我國吸引外資投入的重點區域。到2015年為止，國家級經濟開發區使用外資總額達958億美元，大約占我國外資使用總量的13.46%。2015年，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總額已達198.13億美元，大約占據我國外資使用總額的25.46%。另外，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現已成為大型跨國企業投資的重點區域。

（三）高新技術成為主要產業之一

現階段，國家級經濟開發區融合了包括電子信息、精細化工、仿生生物、光機電一體化、現代農業和環保行業等領域的高新技術發展產業鏈群。依據商務局有關數據統計，到2015年我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總量已經達到4000個，高新技術工業園區的總產值已達9754.68億元，占據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工業生產總值的56.46%。高新技術產業下的產品銷售額龐大，尤其是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類產品出口額分別達到8764.43億元和643.45億美元，分別占據國家級經濟開發區以上各項總量的50.43%、65.46%。

（四）各地區發展相當不平衡

我國對于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開發主要以東南沿海為主，由于其便利的交通和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國超過一半的國家級經濟開發區都建立在東南部的沿海區域，而此區域向來是外商投資的重要區域。到2015年，我國東南部區域總計實際采用外資總量占我國累計使用外資總量的比值高89.46%。尤其在2016年，東部地區實際外資利用量總值同期增長91.40%，同比增長2.9%。再則，以實際利用外資情況的總體水平判斷，尤其蘇州工業園區和東部其他地區處于三大區域之首，再則是中部地區，至于西部地區的水平就外資使用總量來說遠遠落后。所以，必須加大使用外資總量進行地區分布不均勻的總額提升。

三、面臨的問題

（一）中東部區域開發區土地資源短缺

根據商務局數據記錄，截至2015年底，國務院總共批準了50個國家經濟開發區進行工業區域開發，且開發總面積為500平方公里，大約占據整體規劃版圖面積的80%。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在2015年底，東部共有28個國家進行了工業項目，利用面積約350.35公里；中部地區則共有14個開發區進行了工業項目，利用面積約90.34平方公里；西部地區則共有14個開發區進行工業項目，利用面積約70.34平方公里。然而這三個區域的土地規劃使用完全是按照工業項目要求進行的。所以，尤其對于我國經濟開發區東部建設具體規劃而言，規劃目標土地面積已均分無幾了，相比之下，仍然只有我國西部地區的開發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二）外資逐漸轉移至我國二類城市

特別是靠近渤海地區的青島和天津兩座城市，在中部地區范圍內的武漢經濟開發區在實際資源使用總量上靠前。也就是說，大部分外資投入企業正逐漸向我國二類城市靠近。主要是因為這些地區在各種資源利用上并沒有龐大的需求量，也就導致其外資利用總量低于一類城市。

（三）產業結構趨于等同

現階段，我國的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行業已成為我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重點產業之一。各類開l區中，產業結構逐漸趨于同等化。尤其在汽車制造和零部件生產配送行業，我國廣州、西安、武漢、吉林二十多家經濟開發區都把其視為支柱型產業進行生產制造，重點發展措施和行業鼓勵極大提升了行業發展積極性。特別是等同類型產業和制造商的積累，使得各個開發商之間形成良性競爭關系，積極促進經濟發展。但實際情況是，由于各企業之間競爭力過大，通過降低利潤的方式進行非良性競爭，導致了該地區經濟畸形發展，不利于國家級經濟開發區的發展，同時也導致了大量資源能源的浪費。所以，各個國家經濟開發區應結合本地區特征和環境優勢進行對口外資引入，進而減少雷同產品出現，防止阻礙經濟開發區發展進程。

四、結語

國家級經濟開發區是我國應對對外開放政策進行的合理性組成。對于開放城市而言，進行區域劃分和定性要求分析，以更高的注意力和技術能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從而營造出良好的投資氛圍。國家經濟開發區的建立時間并不久，只靠二十多年的努力就取得了如今的成績，以小型增加的方式，逐漸增加產品數量、擴大規模，增強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力，為我國經濟發展和增長提供管理技術。

（矯燕單位為膠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匡乃曉單位為膠州市商務局）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淺談校園科技創新對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驅動作用

摘要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逐漸放緩至7%左右。同時，面臨著傳統產業競爭、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因而，提出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思路。而學校科技創新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需站在高中生角度，分析各個院校科技創新問題。然后，由學校的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方式的不斷轉變。本文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影響因素分析入手，并詳細闡述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措施。

關鍵詞科技創新經濟發展轉變

在當前資源約束、環境約束、能源約束的條件下，如若缺乏創新支撐，將影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為此，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應結合現有文獻鮮少有對學校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用的詳細討論特點，從高中生角度入手，探索學校科技創新途徑，最終更好地帶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并培養現代高中生形成良好的創新意識。

一、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

就目前現況來看，影響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學科分布角度來看，多學科交叉中新思想的產生，就意味著于原有研究方法上突破某學科已有范式。因而，更有利于我們產生創新的靈感。但由于目前高中院校學科的劃分更為細致，即每個學科基礎知識范圍過窄，從而阻礙了高中生創新思維的形成。同時，使得我們的思維模式固化且知識面單一；

第二，從激勵制度角度來看，如若在高中院校科研創新活動發展過程中，采取物質與精神相結合，且兼顧獎勵合理性的激勵方法，可充分挖掘我們學生的潛力，提高我們創新業績。同時，使高中院校科技創新向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前進；

第三，從支持服務環境角度來看，由于目前學校創新發展涉及到了多個政府機構，而每個政府機構均以各自利益為中心，且存有推諉責任、管理方式沖突等行為，影響到了學校科技創新與發展。同時，限制了我們創新意識和能力的養成。

二、加強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建議

（一）加強產學研結合

在學校科技創新活動開展過程中，為了更好的培養我們創新能力，應注重加強產學研結合。即鼓勵學校與地方政府機構建立合同協作關系。然后，成立聯合研究中心且設置科研基金，就此讓學校高中生真正參與到地方經濟建設工作中，發揮自身創新意識，提出科技創新的建設性意見。例如，江蘇省南通中學在科技創新活動開展過程中，為了更好地幫助高中生在校學生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發展，即與地方政府建立協作，設立了科研基金。同時，于2017年1月8日，在江蘇省南通中學一會議室，舉辦了首屆望岳科技創新獎學金頒獎活動，在活動舉辦過程中邀請了學生處和部分班主任參與到其中，就此通過該項獎學金的設置，使得該學校信息技術和科技創新氛圍有所加強。如，基于該項獎學金設置的基礎上，吳鈺宸提出了云智能自行車碼表設計思想，王徐D提出了用手勢控制音樂的思想，即進一步實現了對在校學生科技創新方面發展的幫扶。

（二）提高學生創業能力

在學校創新活動組織過程中，為了更好地發揮學校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驅動作用。同時，提升高中生科技創新能力，應落實高中生創業能力培養工作。即首先，在高中生教育工作開展過程中，應打通相似學科間的界限，以跨學科的方式，增強課程內容綜合性，且經創業教育課程的設立，培養我們自身的創業技能，最終讓我們主動參與到區域產業發展活動中，由學校科技創新活動驅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其次，為了更好地鍛煉我們科技創新意識，也應在實際教學活動開展過程中，增設“才齋講堂”等活動內容，且通過參與式、啟發式、討論式教學方法，將實踐經驗與課堂活動進行融合，繼而促使我們更好的形成創新思維。

（三）加強創新條件建設

學校科技創新有利于帶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而為了更好的發揮學校科技創新作用，應向學校科技創新領域發展投入大量資金，繼而為學校分配實驗室、儀器儀表、資料信息等Y源配置，并注重構建資源共享機制，讓我們在良好的科技資源配置環境中，積極參與到科技研究活動中，增加創新研究成果。此外，在學校科技創新活動組織過程中，也應樹立良好的新型人才培養意識。即邀請客座教授和社會各界高層人員向本校高中生介紹科技創新研究知識，培養我們形成良好的創新意識，而后，在學校科技創新活動中，施展才華。

三、結語

綜上可知，基于當代社會可持續發展背景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迫在眉睫。而由于科技創新是驅動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學校科技創新活動組織過程中，應站在我們學生的角度，優化學校科技創新組織項目。即從加強產學研結合、提高學生創業能力、加強創新條件建設等層面入手，讓學生在科技創新領域得以發展。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西方國家循環經濟發展經驗與啟示

摘 要：循環經濟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自產生以來就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并得到大力推廣。“十三五”規劃綱要指出，“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為我國今后循環經濟實踐提供了重要遵循。目前，美國、丹麥、德國和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在循環經濟長期實踐中積累了有益經驗，對于我國發展循環經濟、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乃至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西方國家 循環經濟 經驗 啟示

循環經濟是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自然演變結果，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新型經濟發展模式，自產生以來就受到人們廣泛關注并得到大力推廣。“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提出，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而美國、丹麥、德國和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歷史較早，在長期實踐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對于當前我國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循環經濟的運行規律與主要發展模式

（一）循環經濟理論的產生

就人與自然之間關系而言，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經歷了三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是傳統經濟模式，即完全不考慮環境代價的“資源―產品―排污”式的單向線性模式；二是末端治理模式，即先污染、后治理，但技術難度大，經濟成本高，效果也不明顯；三是循環經濟模式，即遵循生態規律的“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循環過程，使生產生活和諧地納入人與自然的物質循環過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學者鮑爾丁提出了“宇宙飛船理論”，標志著循環經濟理論的正式產生。該理論認為，地球就像一只在茫茫宇宙中飛行的飛船，資源和能源是有限的，人類依靠不斷消耗自身有限的資源和能源而生存，一旦需求超過了地球承載能力，就會像宇宙飛船一樣走向毀滅。因此，人類必須改變以往的單向線性經濟發展模式，建立資源和能源反復利用的閉路循環過程，實現人類經濟社會永續發展。該理論在國際社會產生巨大反響，促使人類開始探索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循環經濟的本質

循環經濟從本質上區別于傳統經濟模式和末端治理模式，實現了由只追求發展速度向重視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轉變，實現了人類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實現了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的有機統一。因此，循環經濟是一種可持續的新型發展模式。它的本質集中體現在“3R原則”：一是減量化原則（reduce），即從源頭上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和能量，避免產生過多廢棄物。例如，在生產方面，可通過啟用新型材料或重新設計工藝流程來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廢棄物排放，如輕型轎車既節省金屬又節約能源；在消費方面，提倡適度消費，選擇簡易包裝和經久耐用的物品等。二是再利用原則（reuse），即要求人們盡可能重復利用，延長產品壽命，如鼓勵大家進行廢舊物品回收、拆解組裝等。三是再循環原則（recycle），即經過加工處理后使廢棄物再生化、資源化，重新投入生產流程，如棄用的鋁罐經過一系列處理可以重新成為鋁罐、發電廠排出的煤渣可以加工成為建筑砌筑材料等。三個原則各有側重，分別對應生產過程的輸入端、中間過程和輸出端，它們統一于物質循環的全過程，是循環經濟的本質與核心。

（三）循環經濟主要運行模式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探索，一些國家著眼自己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狀況，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循h經濟運行模式。總體來看主要有三種模式，依次對應三個層面：企業清潔生產（微觀層面）、生態工業園區（中觀層面）和循環型社會（宏觀層面）。三個層面相互銜接、相互促進，形成一個有機整體。

企業清潔生產。企業清潔生產的研究對象為單個企業，尤其是工業企業中的資源能源消耗大戶。在企業內部通過技術創新和現有技術改造，優化工藝流程，提高資源利用率，從而減少原材料消耗和廢棄物排放。但是該模式的關鍵是技術，而各行業之間技術差異較大，普遍適用的技術較少，導致很多企業在技術和工藝研發方面積極性不是很高。

生態工業園區。工業園區內的企業往往基于產業鏈建立企業共生關系，通過穩定的上下游合作形成產業集聚形態。企業之間相互交換原材料和可再生資源，從而減少污染物的最終排放，成為原有傳統經濟開發區和高新技術開發區的升級趨勢。

循環型社會。從社會整體層面出發，通過發展靜脈產業，加大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力度，大力倡導綠色消費，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與能量閉合回路，也可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

二、西方國家循環經濟實踐及其成功經驗

在實踐中，發展循環經濟的首要問題是選擇運行模式。在三種模式中，企業清潔生產因行業之間技術差異較大，研發成本較高，企業普遍缺乏積極性，總體普及率較低。生態工業園區和循環型社會因其較強的適應能力和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的主要運行模式。

（一）國外生態工業園區發展概況

生態工業園區是依據工業生態學原理而設計的一種新型工業園區，它通過物質和能量傳遞， 把上下游產品關聯企業連接起來， 形成產業共生、資源共享和效益共贏的企業組織。需要注意的是，園區內的企業不是簡單的地域上的集合，而是通過相互合作創造了新的生產力，使得每一家企業都獲得了依靠自身規模效益都無法實現的整體利益。目前，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家的生態工業園區發展較為成熟，最早和最成功的例子是丹麥卡倫堡生態工業園。它建于上世紀五十年代，成型于七十年代，直至今天仍在成功運行。在園區，阿乃斯火電廠、斯塔托依煉油廠、諾沃諾迪斯克制藥廠和吉普洛克石膏板廠4家大型企業與土壤修復公司、硫酸廠、供熱站、大棚養殖場、農場等十幾家小型企業通過“原材料―廢棄物貿易”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企業共生系統。比如，火電廠產生的高溫蒸汽流向煉油廠、制藥廠，低溫蒸汽供應養魚場大棚，中溫蒸汽則向全鎮居民供熱，鎮上原有3500座燃油爐全部關閉，生活廢氣和煙塵排放大大減少；火電廠的副產品工業石膏則成為石膏板廠的重要原料。煉油廠產生的火焰氣通過管道提供給石膏廠，用于石膏的干燥；酸氣脫硫產生的稀硫酸提供給附近1家硫酸廠用于生產硫酸；脫硫后的氣體經管道冷卻后供火電廠燃燒使用。制藥廠利用農產品生產胰島素、盤尼西林等藥品，產生的殘渣主要是有機物，經熱處理殺死微生物后銷售給農場作為肥料使用。煉油廠產生的廢水經凈化處理后，一部分輸送給火電廠作為冷卻水，一部分作為鍋爐用水向鎮上居民供熱，其余作為衛生清潔用水，等等。通過以上多種廢棄物的多級反復綜合利用，園區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西方國家循環型社會發展概況

德國和日本在這方面發展比較成熟。以德國為例，二戰后的德國工業迅速崛起，但垃圾處理能力有限，面臨著巨大的環保壓力。德國政府意識到，通過簡單的垃圾焚燒、垃圾掩埋等末端處理方式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于是下定決心探索資源能源可循環利用的經濟發展模式。經過長年實踐，于1996年頒布了《循環經濟法》。該法規定，所有類型企業都必須設有垃圾分離裝置，減少垃圾的產生并促進垃圾回收再利用。截至目前，德國生產行業產業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已經超過50%，部分行業甚至達到80%至90%，僅垃圾再利用行業年均創造價值就超過400億歐元。日本是目前循環經濟立法最為完備的國家，其法律法規體系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基本法，即《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二是綜合性法律，如《廢棄物處理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等；三是專門法規，特別是強調靜脈產業方面，如《綠色采購法》、《建筑材料循環法》、《可循環性食品資源循環法》、《容器和包裝物的分類收集與循環法》、《特種家用機器循環法》、《多氯聯苯廢棄物妥善處理特別措施法》等，為推動循環型社會建設提供了健全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西方國家循環經濟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西方國家大多為經濟發達國家，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均不相同，但在發展理念尤其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是一致的。因此，西方國家循環經濟的成功實踐對我國當前大力發展循環經濟、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具有重要啟示。

（一）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合理選擇主要發展模式

通過前文可知，循環經濟三種主要發展模式各有利弊，不能簡單判斷好壞，西方不同國家也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均取得了較好效果。因此，我國應結合當前經濟發展階段與水平、環境保護與資源利用情況，以及各地區承擔的主體功能、當地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發展潛力等，緊密圍繞區域發展與結構轉型升級兩大任務，著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合理選擇適合本地發展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二）處理好市場與政府關系，由政府引導向市場驅動轉變

循環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必然要經過一個由政府引導向市場驅動轉變的過程。以生態工業園區為例，目前各地的園區在建設初期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金融財稅支持、組織協調、公共服務等方面進行引導，待企業間建立起較為成熟的共生P系后，政府開始退出具體管理，而交由企業自身、社區居民、社會中介組織等派出代表組成的管理機構承擔。只有當企業之間出現矛盾時，政府才以裁判員的身份介入，協調各方利益，調動各方積極性，避免因政府參與過多而帶來效率低下等弊端。

（三）統籌規劃建設，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撐

法律制定和園區建設都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在尊重科學的前提下加強頂層設計，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必要時出臺相關引導政策。要結合自身實際，在循環經濟理念的指導下，對產品、能量、信息、技術、人才等要素進行全面評估、科學定位，制定出適合當地發展的戰略規劃。例如，對于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企業，在難以改造、無法嵌入新的生態產業鏈的情況下，應進行搬遷；對于“發育不良”或尚未形成規模效應的產業鏈條，應及時補充相關企業，增加園區內“物種”多樣性。

（四）加大技術創新，在關鍵技術上取得突破

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企業集團對技術研發提供了大量資金或政府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首先，建立專門從事資源節約科技研究和開發的機構，形成具有生態、經濟、產業技術等知識和技能的人才隊伍，對現有技術進行創新和升級改造。其次，加強對節能、節水、產業鏈接、新材料、生態等技術的研發，加強對廢棄物無害化處理和可再生資源的利用率，在共性關鍵技術取得突破。最后，加快循環經濟立法，對技術成果應用與轉讓提供法治保障，促進技術進步和科技成果轉化。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從不同國家尤其美國新能源政策的角度看我國能源經濟發展

摘要：近幾年美國在新能源戰略的大政方針的引領下，逐步平復了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騷動，使得美國的能源結構得到了優化調整，并向著引領世界綠色經濟和能源格局的方向發展。相比之下，我國在世界能源危機的籠罩下，能源依存度相對處于世界高水平線內，缺乏自主能源產業，能源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薄弱。因此，分析美國新能源戰略政策，在吸收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在能源政策改革上的經驗的同時，加大本國自主能源產業的研發和產業結構的改革，將對我國能源經濟的未來發展以及提早應對世界經濟和能源發展變革所帶來的挑戰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新能源政策 中國能源經濟 借鑒

一、不同國家新能源及節能政策

世界上對新能源開發的熱情源自上世紀70年代出現的石油危機的刺激，眾多市場化國家在開始制訂有關新能源研發與示范性利用的政策。在上世紀70年代在新能源政策方面走得更遠的是美國、丹麥和西班牙，這些國家相繼制訂了新能源的投資激勵政策、稅收優惠措施、激勵性關稅政策。在上世紀80年代，對新能源的政策基本上沒有出現新的更為有效的措施，但是有更多的國家開始關注新能源的研發和利用，如法國、土耳其、韓國等制訂了針對新能源的投資激勵政策和稅收優惠措施，而最先鼓勵新能源研發與示范的一些國家，如德國則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開始高度重視新能源的發展，在投資、稅收和關稅方面均有激勵性的政策措施。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新能源的開發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重視，與其相關的政策措施更多，如可交易的許可證制度在荷蘭、意大利、日本等國出現，而且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尤其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又稱《京都議定書》）的形成和最終生效，使得新能源開發不僅僅是出于商業或者國家能源戰略上的考慮，而是一種責任和義務，這都體現在數十個國家新能源政策的內容中

（一）美國新能源政策改革的現狀。

新能源政策計劃實施至今，美國在能源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已初見成效，包括擴大近海油田的開發，增加了國內石油的產量，減少了美國油氣的對外依存度。自奧巴馬就任總統以來，政府已累計投入105 億美元發展國內高速鐵路，這也是美國降低石油依賴的重要方式之一。據美國能源信息署的《2012能源展望》，未來25年，美國煤炭發電比例將從2007年的49%下降到39%。未來20～30 年里，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的實施將使美國成為新能源技術、節能產業、高端制造業和智能信息產業的全球領跑者。

（二）美國能源新政的實施對我國的影響。

首先，新能源戰略對世界石油市場格局的影響將左右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生產計劃和國際石油價格，從而影響中國的石油進口。其次，一旦美國依據新能源戰略目標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成功，美國很可能在全球氣候議題上向作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中國施加壓力，使中國陷入經濟發展與減排之間的兩難境地。在對外貿易方面，奧巴馬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這將加大中美貿易壓力。另外，非洲是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美國加強推行勞工和環境標準，預計中國在非洲的資源合作將受到美國的更大制衡。

二、 我國能源環境的現狀

（一）我國能源產業的優勢與取得的成效。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市場，并且整體制造成本相對低廉，且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資金實力比較雄厚，這為我國石油企業海外資本運作提供了資金等基礎條件。從環保減排方面看，中國在電動汽車應用領域有著相當優勢，譬如，比亞迪在世界汽車電動應用領域就具有領先地位。2015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 從主要污染物減排情況看， 2014年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首次出現雙下降；2015年這兩項指標繼續雙下降， 而且降幅比上年明顯加大。

（二）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產品沒有形成系列， 質量參差不齊， 缺少必要的產品質量標準及質量監測系統。我國油氣資源有限，煤炭供應為主的格局將在長時間不易動搖，利用碳捕集與封存等技術實施減排，價格不菲。目前我國的清潔能源產業過度依賴成本優勢，清潔能源制造技術還處于低端，多數企業不掌握核心關鍵技術。中國進口石油過度依賴中東和非洲，再加上中國目前的一些重要合作伙伴諸如伊朗、蘇丹、利比亞等也都存在一些不穩定的因素，這給中國的能源順利進口和供給帶來了很大的變數。

三、我國能源經濟的國際發展方向

美國在高科技，尤其是清潔能源的新技術方面具有很強的優勢， 對于中國國家和能源行業企業來講， 吸收借鑒美國清潔能源和新能源技術，，發展自主的具備優勢的能源技術成為我國能源行業發展的重要戰略需要。面對能源安全、氣候危機、本國欠缺及來自其他國家的挑戰，我國應借鑒美國普及新能源知識和應用的經驗。主要是政府對新技術進行投資， 并運用立法等政策措施激勵發展新能源。同時，鼓勵替代能源技術的發展，在加大國內技術研發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國際能源技術合作，提高能效，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為即將到來的全球新能源技術革命和技術競爭以及新一輪的全球氣候談判做好準備。

可以預見，而我國作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任何可行的解決方案都繞不開我國。我國完全可以把這種壓力變為契機，提出合情合理的長期解決方案，獲得發達國家在新能源技術領域的幫助，推動中國能源領域的發展。與此同時，我國也可以充分利用國際能源合作的契機，在一些關鍵的能源技術領域與發達國家進行聯合研發，從而解決困擾我國的知識產權問題，在一些關鍵的新能源領域超過發達國家，推動我國在關鍵能源領域的跨越式發展。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經濟功能對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作用研究

摘 要：生態文明建設是“五位一體”的重要內容，綠色發展已上升到國家“十三五”時期五大發展理念，文章從保護區獨特自然資源稟賦入手，對保護區的經濟功能進行詳細論述，以正確分析江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在鹽城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最終從能源、生態旅游、生態文明等不同視角，注重江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從灘涂資源的綜合開發與海洋資源綜合開發方面以實現與鹽城“供給側改革”的協同發展。最后從完善生態紅線管控制度、“好空氣”+保護區+其他旅游景點協同發展、自然保護區與產業轉型升級、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綜合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生態文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自然保護區

1 概 述

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1]。新常態背景下經濟發展大致會出現三個走向。

一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當前我國正處于三期疊加階段，進入了經濟溫和增長、發展方式轉型的新常態[2]。我市需要調整思路主動適應新常態，加快創新調整引領新常態，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

二是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戰略部署，明確了改革的路線圖、時間表、任務書，相關領域的改革深入展開，新一輪開放開發戰略新格局初步形成。鹽城處于“一帶一路”國家開放戰略交匯區域，是國內重要的“韓資密集區”，具備在更寬領域、更高層次上深化改革開放的基礎和條件，但也面臨著加快機制創新突破、重塑新優勢的挑戰。

三是創新驅動發展成為核心戰略。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在科技創新體制、科技創新載體建設等方面做出了系列重大戰略部署。這為鹽城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構筑創新競爭優勢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各地創新要素、資源的競爭也將更加激烈。

應該說在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發展環境有了巨大的變化，盡管面臨三期疊加與融合的復雜形勢和挑戰，但總體來看“十三五”時期機遇大于挑戰，有利于鹽城發揮資源、生態以及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越。與此同時，生態文明建設已上升為黨的執政理念和國家意志，納入“五位一體”總體戰略布局;江蘇正在加快推進“生態省”建設，鹽城正在加快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和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區，這為鹽城打響生態名片、推進綠色發展提供了新機遇，同時也提出了加快環境治理、保護和建設的新要求。在這個變化中，自然保護區將對鹽城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

本文首先分析濕地地區的基本經濟功能，然后基于濕地的基本經濟功能，分析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如何與鹽城地區在經濟方面實現協同發展。

2 “供給側改革”背景下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 與鹽城經濟發展

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屬于濱海濕地，是我國最大的海岸帶類型保護區。它能夠提供豐富的生物資源、礦產資源、空間資源、海水資源以及旅游資源，對于鹽城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1 能源視角下珍禽自然保護區與鹽城“供給側改革”的 協同發展

由于我國產業低端化嚴重，國家統計局網站上的數據顯示，我國從能耗強度看，2014年每萬元美元GDP能耗是美國的2.2倍，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4]。超高的能耗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并污染了環境，誘發霧靄肆虐，影響了公民健康。

鑒于鹽城保護區具有豐富的生物能、潮汐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可以在保護區發展清潔能源產業。需要做好以下兩點：一是建立起能耗的產業鏈，給鹽城及周邊地區提供廉價優質能源的同時，嚴格控制環境污染;二是以創新發展為驅動發展風電產業，鹽城地區是我國風電發展比較早的地區之一，但風電發電電壓不夠穩定，產電成本高，需要研發出相關的技術以有效發展風電，避免僅能依靠政策扶持才能生存。

2.2 生態旅游視角下珍禽自然保護區與鹽城“供給側改 革”的協同發展

旅游產業是典型的第三產業，旅游者除了直接在景點的花費外，還可以帶動當地上下游服務行業的發展，且能耗低，是鹽城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一環。

鹽城地區旅游業發展比較晚，應當做好以下幾點：

①合理利用“互聯網+”。

由于鹽城目前旅游業還處于發展的初始階段，因此需要合理將“互聯網+”與鹽城旅游結合起來。首先是利用互聯網做好宣傳，在微信、微博、門戶網站、貼吧等平臺進行宣傳，必要時可進行相關的一些活動，制造一些熱點事件提升影響力。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互聯網+”將“互聯網+”和旅游深度結合起來，如開發微信服務號（或APP），提供旅游產品推薦服務，旅游線路規劃服務等，最終利用“互聯網+”以更低的成本，服務更多的用戶。

②開發高品質旅游產品。

能否吸引住游人，最關鍵的還是是否有優秀的旅游產品。自然保護區內已經有天然的優良景觀，還需要設計相應的人工景觀將之串聯起來，兩者形成合力，吸引住游人。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鹽城特色的旅游文化，制作相應的小工藝品，滿足游客各方面的需求。

③生態文明視角下珍禽自然保護區與鹽城“供給側改革”的協同發展。

生態文明是指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環境，使自然生態再生產與經濟社會再生產形成良性循環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與經濟發展的遠期目標均是人類總體效益的最大化。具體路徑表現在發展綠色低碳產業、循環經濟;通過開發具有經濟效益的生態環保投資產品;開拓新的綠色生態消費空間;地方做好生態環境，可以增強人力資本的吸引力。

結合當下供給側背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通過制度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對于鹽城地區而言，應當依托珍禽保護區、麋鹿保護區等重點項目，加快發展生態旅游業，建設旅游精品線路、精品工程，規劃建設沿海濕地旅游經濟帶，著力打造國際一流的濕地生態旅游休閑目的地。

④海洋產業視角下自然保護區經濟開發。

鹽城保護區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江蘇東部沿海地區，因此，保護區的經濟開發同樣屬于海洋產業，自然也就有著海洋產業發展的一些共性，主要體現在濱海濕地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護存在矛盾。

海洋經濟具有廣闊的前景，但是海洋經濟在發展的同時也給沿海濕地生態環境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如鹽城自然保護區中，人口增長、過度圍墾造田等不合理開發帶來了面積減少、環境污染等不良結果。海洋經濟與生態保護區之間的矛盾也導致了自然保護區兩次面積調整。

就鹽城自然保護區而言，可以通過以下幾方面，實現海洋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第一產業方面，采用先進技術，發展海水養殖，開發出比淡水養殖更加優良的品種，則一方面增強了市場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保護了濕地環境;第二產業方面，在發展海洋裝備制造業等第二產業時，應當以環境保護為第一前提，升級產業結構，避免生產低端重復競爭性的產品，而要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第三產業方面，在保護區能夠承受的范圍內，開發旅游資源，做好規劃。

3 自然保護區對鹽城區域經濟發展的意義

自然保護區對鹽城經濟的發展主要有以下兩點意義。

3.1 區域經濟發展的“穩壓器”

鹽城保護區對鹽城地區可以提供功能，如空氣凈化、污水處理、水汽調節等，這些功能可以持續地改善區域的環境，使得適宜人類居住，可以作為吸引人才的有力條件，支持當地的發展。

3.2 區域經濟發展的新業態

“綠色”作為十三五規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必定對今后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著更大的影響。在此背景下，鹽城保護區的生態旅游已成為鹽城市政府“十三五”期間的重要工作、民生工程，對鹽城市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起飛有著重要的意義，是鹽城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4 政策建議

江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對鹽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變發展方式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具有積極推動作用，鹽城保護區直接經濟價值高達30多億，其間接經濟價值更大。無論從形勢發展需要，還是保護區自身價值體現，要求我們必須從新的高度、新的視角看待鹽城保護區改革與發展，主要政策建議如下：

①完善生態紅線管控制度。全面落實生態空間用途管制，實施源頭保護，提升生態紅線區管控和保護水平，優化生態空間布局，加強生態保護與修復，筑牢生態安全屏障。

②鹽城“好空氣”+鹽城保護區+其他旅游景點，形成鹽城旅游組合新品牌進行大力宣傳推廣，同時發揮保護區生態旅游宣傳教育功能，挖掘保護區文化價值。

③正確看待江蘇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與產業轉型升級關系，在項目審批上把握住可持續發展基本原則，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條例》不動搖，核心區禁止任何生產經營活動，緩沖區禁止非相關產業發展，其他區域產業轉型升級與保護區發展相互兼容，對生態環境具有破壞性的產業嚴格限制其發展，尤其是實驗區工業用地項目，其發展要考慮對保護區及其周邊地區生態環境的影響。

④協同發展鹽城國家級珍禽自然保護區和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和建設，積極申報世界濕地自然遺產。

⑤開展鹽城保護區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綜合改革，健全源頭嚴防、過程嚴管、損害賠償、責任追究機制，完善環境執法監管長效機制，著力構建系統完整、實施有效的特色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研究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道路上進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論文以地區為分類，闡述了東亞模式、拉美模式、前蘇聯及東歐模式以及中國模式的內涵、特征、成效及存在的不足，進而就完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新思路。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經驗；創新

1東亞模式

東亞模式是面對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在戰后取得的巨大成功，人們將東亞的現代化進程總結為東亞模式，我們這里主要研究東亞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可分為三類。

第一，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實施這一模式，一般這種外向型經濟模式會經歷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這一發展變化，這種經濟模式能夠通過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其特點是：一是以國家進行干預，政府通過一系列的貸款和稅收優惠政策等，對出口企業給予貸款和減少稅收等鼓勵出口貿易，這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當地企業的產業升級；二是積極推進金融和貿易市場的自由化；三是在產業結構上，農業所占比重較低，制造業和服務業得到迅猛發展。

第二，綜合型的經濟發展模式。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實施這一模式，綜合型經濟發展模式特征是農業部門的比重已顯著下降但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工業部門發展迅速，服務行業也得到較快發展。例如泰國是以農產品出口為主、進口替代工業為輔的綜合性經濟增長戰略與政策，這種戰略重視農業基礎，工業發展的前提是農業得到基礎性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從屬于農產品出口，這種模式是符合當時泰國國情的。

第三，菲律賓拉美二元斷裂型發展模式。菲律賓與美國簽訂的關于經濟貿易不平等條約對菲律賓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注入深刻的影響。這種斷裂性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依附性，菲律賓工業化的目的是為滿足美國市場對菲律賓資源的需要，并用“本地制造”制成品取代進口商品，實際上都是由美國公司所生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由于嚴重的依附性，在發展后期給菲律賓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最終爆發了債務危機。

東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取得的經濟成效是顯著的，在戰后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例如，新加坡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資源科學利用；提高了本國經濟競爭力；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人民收入趨向公平合理等。據統計資料顯示，新加坡在2014年GDP總量已達到27786億美元，世界排名37位。

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模式在取得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由于是出口導向，主要面對的是國際市場，貿易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二是東亞模式由于受戰后環境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帶有追趕性質，這在發展后期容易產生急功近利的思想；[2]三是只是單方面強調增長速度和規模，忽視教育、管理、人才等。1970―1990年，東亞新興國家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10%，而同一時期，美國的貢獻率為53%，相差較大。[3]

1997年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正驗證了東亞模式存在的一系列弊端，但這并不能否定東亞模式取得的成效。因此，如何調整和完善東亞模式，也成為重要問題：一是單純依靠產品數量與生產速度已滿足不了新形勢下的發展需求，應追求數量與質量并重的平衡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環境、資源的合理科學利用；注重人才、技術、管理的良性搭配；二是改變片面依靠出口拉動經濟的外向型戰略，轉變為依靠出口、國內需求、投資共同發展的戰略；三是對政府干預職能重新定位，不是完全擺脫政府干預，而是適當減少政府干預，培育和完善市場機制。

2拉美模式

拉美模式，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獨立后，為推動經濟增長，實行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政策，實行企業國有化，增加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在戰后不同時期，拉美模式具體表現為三種形式。

第一，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出口發展模式。民族獨立后，拉美國家雖然擺脫殖民地國家的控制，但依然依賴于殖民時期的國際分工體系。在原有基礎上，拉美國家更加重視初級產品的生產，投入更多的土地，同時，大力建設交通、通信等國家基礎設施，為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出口提供基礎性支持。與此同時，經歷了工業革命后的拉美宗主國迫切需要原材料，于是，以原材料交換發展資金的模式應運而生，拉美國家逐步實現經濟的發展。

第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模式。拉美這一模式的實施，在初期取得了顯著成功，使拉美國家實現了長達30年的經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4]這一模式發展后期，弊端逐步顯現，尤其是對本國工業的過度保護，使其缺乏應有的國際競爭力。國內勞動生產率低下，造成產品價格偏高，一般高于同類國際市場產品，這使得拉美國家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單純依靠政府保護發展是行不通的。

第三，新自由主義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主要包括貿易、金融、稅制等方面。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取得了積極成果，在債務危機之后恢復了經濟的增長；經濟逐漸向外向型模式轉變。然而，拉美經濟依然一時無法恢復到債務危機前的狀態。新自由主義的過度推崇使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財富分配不合理，貧富分化嚴重，國家貧困人數增多，因此，拉美經濟沒有擺脫脆弱的狀態，受到外界的沖擊更大。

拉美國家在不同時期采取的經濟模式都推動了拉美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人均GDP高達1000美元，創造了“經濟奇跡”。但隨后爆發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也顯現出一系列的問題與弊端：一是財富分配不合理，貧富分化嚴重；二是經濟結構嚴重失衡。20世紀40年代起實行的進口替展模式，由于受這一模式自身內向發展特征的制約和國家政策的影響，拉美國家工業發展十分有限，沒有形成完善的工業體系；三是過度依賴外資。拉美國家長期依賴外資，大量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資金和吸引跨國公司的進入，在20世紀70年代，外債總額翻了13倍，達到23036億美元；四是資源環境問題嚴重。針對以上問題，對拉美模式提出了以下幾點調整與改革：首先，改善社會環境，努力追求社會公平與正義；其次，堅持經濟結構調整，建立完善的工業體系，提高資源利用率，保護環境等；最后，合理引進與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發展民族工業的同時努力提高自身競爭力。

3前蘇聯和東歐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由列寧倡導，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得到全面貫徹和執行。從總體上講，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就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模式，它表現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前蘇聯在所有制結構式上，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二是在產業結構上，優先發展重工業；三是在經濟運行機制上，實行排斥市場經濟規律的計劃經濟形式；四是在管理體制上，實行管理權與經營權的集中統一，以部門管理為主，即條塊管理。

前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在當時歷史環境下，具有積極的作用，它使前蘇聯一躍成為工業化大國，也成為當時唯一能夠與美國相抗衡的大國，這一成就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震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很快使前蘇聯取得了經濟上的獨立，政治上也成為世界大國，強大的工業基礎，為后來的反法西斯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這種經濟模式忽視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忽視價值規律對商品交換的影響；忽視農業及輕工業的作用；忽視了企業及勞動者自身的活力，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前蘇聯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前蘇聯后期，這些弊端顯露無遺，使前蘇聯經濟逐步萎靡甚至停滯不前。

第二，市場經濟模式。蘇聯解體后，獨聯體及東歐的多數國家效仿西方國家，實行了市場經濟模式。東歐各國向市場經濟過渡是在1989年東歐劇變的歷史環境下推動的，因此這種轉變在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各國的經濟轉軌形式有很大差異，以俄羅斯、波蘭為代表的“休克療法”比較激進，而其他國家，如匈牙利結合本國實際情況，轉型措施比較溫和。在戈爾巴喬夫采取漸進式措施對蘇聯經濟進行改革時，蘇聯經濟并沒有得到恢復和增長，收效甚微。到1990―1991年，蘇聯經濟瀕臨崩潰，葉利欽執政后，對俄羅斯采取激進式的改革，提出來了一系列“休克療法”對經濟進行改革。[5]

毫無疑問，實行市場經濟模式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取得了較快發展，如俄羅斯從1999年經濟開始復蘇，通貨膨脹率也逐年下降，經濟逐漸趨于穩定，2000―2006年的GDP增長率平均在67%。到2006年，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以上。但在實行市場經濟過程中，由于實行激進的改革方式，甚至盲目照搬西方的模式，致使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矛盾。在“休克療法”實施以后，俄羅斯并沒有出現經濟回暖，衰退達到了40%，[6]因此，很多學者質疑這一模式的作用。

在21世紀，國內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國際聯系也日益增多，需要進一步完善經濟改革。首先，加強中央權力和法制建設。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需要穩定的國內、國際環境，蘇聯解體帶來的政治動蕩使各國重新選擇經濟發展模式，同時，經濟模式的實行也需要高效和強有力的政權來保證實施；其次，遏制通貨膨脹，吸引外資。[7]最后，積極改善國內經濟環境，建立公平正義、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制。政府實行有效的干預措施，努力保護市場的自由，努力發揮各種所有制經濟形式的積極性。

4中國模式

新中國成立以來，總體來說，中國經濟經歷了兩大發展階段，實行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

第一，高度集中的計劃模式。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就開始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探索，由于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加之受前蘇聯的影響，新中國選擇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所有制關系上，實行單一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實行按勞分配；在資源配置上，實行計劃調配；在分配方式上，實行低工資低消費；在經濟管理上，強調計劃管理；在城鄉關系上，實行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并且城鄉分割；在政企關系上，政企不分，政府制定企業生產計劃。

高度集中的計劃模式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這有利于在較短時間調整1949年前殘留的惡性經濟波動，平穩過渡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困難時期。其次，集中力量辦大事，把有限的資源集中到重點建設上，充分利用人力、財力、物力資源，集中建設經濟，這奠定了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的基礎。當然，計劃經濟模式也有很多弊端，這些弊端讓計劃經濟在后期無法適應經濟的發展，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忽視市場調節的作用；忽視效率，集體包干的運作方式，在發展后期人民積極性逐漸消退；政府包辦一切，政企不分，政府統籌產供銷事項，企業缺乏生產積極性。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實行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改革開放的具體實際國情相結合，它既不同于前蘇聯時期的完全計劃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下的市場經濟模式，它是一種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虛實相間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為經濟的“四主型”，即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市場決定型制度、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8]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使經濟得到空前繁榮發展，中國經濟總量幾乎每年按兩位數的速度在快速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日本GDP為539萬億美元，而中國GDP上升為575萬億美元，2014年中國GDP已突破10萬億美元。這就是說，中國在2010年GDP就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經濟繁榮的同時，這種快速發展的經濟模式也凸顯了一些矛盾和問題。一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在2014年，我國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相差較大，分別為28844元和10489元。二是地區發展水平相差仍然很大。這表現在東西部發展不均衡，如2013年廣東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58833元/人，上海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90993元/人，而中部省份河南省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34211元/人，西部省份西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為26326元/人，差距較大。三是資源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傳統增長方式帶來的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空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霧霾等問題日益顯露。因此，貫徹和踐行科學發展觀，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實現經濟與社會科學和諧發展，則是當代中國的戰略抉擇。

5結論

發展中國家是國際社會中一股重要力量，戰后各國都積極努力探索出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雖然各國的發展模式不同，但都必須立足本國國情，結合本國實際，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取得良好效果。當然，各國也應該相互學習，相互補充完善，可以借鑒，但絕不是照抄照搬。在新世紀，發展中國家更應該不斷完善和創新經濟發展模式，才能更好地適應環境變化，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

【摘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決非經濟領域改革的單兵突進，而是多個領域深層次改革的聯動、協同。轉方式倒逼行政體制改革，政府轉型、簡政放權助推國家“管理”走向“治理”；轉方式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角色，催化社會治理體制和方式創新；轉方式要求重塑“生態文化”和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展。因此，做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篇大文章，必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國家治理現代化 簡政放權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同時強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而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是一項涉及多個領域改革的宏大工程。文章認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邏輯與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改革要求契合一致，做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篇大文章，必將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倒逼行政體制改革，政府轉型、簡政放權助推國家“管理”走向“治理”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核心是政府職能轉變，它是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這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遲緩而得出的經驗反思。而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刻不容緩，強大的壓力與動力使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勢所必然。過去幾十年經濟發展中“政府主導經濟”色彩濃厚。由于市場作為主要配置資源的機制尚沒有理順，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市場配置資源，在克服市場失靈的同時確也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高增長背后積累了諸多經濟、社會矛盾。政府管制礦產、能源、土地等資源要素的價格，非市場化的價格形成無法真實反映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鼓勵了低成本競爭和長期依賴資源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長；政府通過行政法規使國有企業享有金融、能源、電力、航空、鐵路等行業的特殊經營權、產業政策的傾斜支持、銀行低息貸款和資本市場融資的優先權等，不僅阻礙了各類市場主體間的公平競爭，扼殺了市場體制的活力，而且政府手中的資源配置權力也為滋生腐敗提供了溫床，它迫使企業經營者不是把精力用于市場上尋利，而是用于對政府有關部門的尋租，而尋租活動又誘使政府官員熱衷于政策干預的供給。近年來我國官員腐敗案件頻發，政府手中過大的資源配置權力則是體制性原因。同樣，“經濟建設型”政府也是“政府主導經濟”的自然延展，政府官員一味追求GDP增長，集中資源注入與GDP增長相關的事項，甚至不惜掠奪性使用資源、破壞生態環境以打造“短平快”項目，制造“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忙于微觀經濟活動，替企業談判、“招商引資”，越俎代庖，職能錯位，但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卻長期供給不足，職能缺位。顯然，這種現象背后是以GDP為主要指標的政績考核體系和政治晉升機制的激勵。以GDP增長論英雄，必然促使地方官員竭力運用手中資源追求GDP。因此說，實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決非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而必須有政治領域的改革跟進。從經濟體制改革到行政體制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聯動，正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邏輯演繹。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行政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第一，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經濟領域深化市場化改革。要求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統一的市場監管，探索負面清單準入管理方式和優勝劣汰的市場退出機制，以改變原有經濟發展中市場開放不足、競爭公平性欠缺、運行透明度不高的缺陷；加快要素市場的發展，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推進水、石油、電力等領域的價格改革，把政府定價嚴格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

第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改變政府主導經濟的狀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就必須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審批，實現政府由“主導市場經濟”向“服務市場經濟”轉變、由“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轉變，回歸自己的職能本位，在搞好宏觀調控、維護市場環境和秩序、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市場監管等方面“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觸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意義深遠。轉方式，首當其沖就是從過去追求數量規模擴張轉向追求發展質量和效益，注重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的協調，關切社會公平和人的發展。但以GDP增長為目標的“經濟建設型”政府與干部政績考核和政治晉升機制有內在的聯系。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以GDP為主要指標，一俊遮百丑，客觀上阻礙了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向集約型的轉變。因此，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也迫切需要完善干部政績考核體系。同時，這一改革不能不觸及對以權力過于集中為特征的政治晉升機制的反思。此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政府簡政放權，公開權力清單，“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法無授權不可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這體現了現代政府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維。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制度反腐”，促使反腐工作進入常態化；對建構權力運行體系，要求“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表明了更清晰的指向。

應該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政治領域的改革，相輔相成。簡政和放權于市場，從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用制度約束權力，從行政命令到依法行政，這種轉變無疑為“國家管理”走向“國家治理”鋪陳了條件。

轉變社會發展方式：強化政府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角色，催化社會治理體制、方式創新

過去30多年，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導向下經濟高速增長，“隔幾年上一個新臺階”，但經濟建設優先、社會建設滯后的狀況表明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其突出表現：一是伴隨經濟增長，區域、城鄉差距乃至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二是政府集中精力忙于經濟趕超，社會管理職能弱化，公共產品供給長期不足。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之一，就是讓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同步、協調，這就必須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并推進社會領域改革與創新。一方面，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推進經濟體制、行政體制改革，促使政府簡政放權，減少對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這就為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中國正處于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關鍵階段，同時經濟、政治結構快速調整和變動，整個社會處于轉型之中。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影響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增多，民眾對政府的社會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人們的自主性和參與意識增強，不同主體間的沖突、摩擦增加，客觀上也需要公共管理者注重調解與協商，既讓合法的利益訴求得到充分表達，又通過協商與談判形成社會共識。因此，順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轉型的需要，提高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創新社會治理新體制、新方式，是社會領域改革之必然。

第一，社會發展方式轉變要求由區域、城鄉、貧富差距擴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經濟增長轉向包容性增長、協調性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一般規律。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推動政府職能回歸本位的直接因素。過去長時期里，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環保等民生領域投入不足，造成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某種程度上缺失，離民眾的要求有相當大的距離。轉變發展方式，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年來政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實施醫改、城鄉居民養老以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的步伐加快。財政改革也促使“建設財政”向“公共財政”、“民生財政”轉型。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既要在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方面發揮經濟職能作用，也要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發揮社會職能作用。可以說，實施包容性增長，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促進社會公平公正，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是深層次的國家治理。

第二，社會發展方式轉變要求改革不合時宜的社會管理制度與政策。比如實施包容性增長，不能不改革現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否“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主要約束條件，不“分好蛋糕”將直接造成繼續“做大蛋糕”的動力不足。①我國初次分配中資本、管理等要素所得較高，勞動所得比重較低甚至持續下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過低；再分配中政府用于教育、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長期徘徊在30%以下，處于世界較低水平，表明國民收入二次分配并不到位。②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結構，是縮小貧富差別、維護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再如，戶籍制度雖然適應了特定歷史條件下農村支持城市、加快工業化進程的目標需要，但它是導致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和發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戶籍制度變革對于縮小城鄉差距、統籌城鄉一體化發展及其擴大內需有特別重要意義。

第三，社會發展方式轉變催化社會治理體制和方式創新。原有社會管理體制重政府作用、輕多元主體參與，重管理控制、輕協商服務，重人治、輕法治，而現階段社會轉型帶來的新情勢愈益顯現原有管理體制的局限性，因此，改革社會管理體制需要創新之舉。探索社會治理體制，強調治理主體多元化，既發揮黨委、政府的領導和主導作用，又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多元社會主體合作共治，這是社會治理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將市場與社會納入國家治理的主體范疇，建構政府、市場、社會在社會治理體制中各歸其位，這是放權于市場、放權于社會的邏輯延伸；就社會治理方式來說，需要改變過去注重自上而下單向管制、以行政命令為主、過于剛性、生硬而易引發社會沖突和矛盾的做法，既要堅持依法治理，運用法制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又要注重民主治理，拓寬民主渠道，擴大公民有序參與，通過協商、疏導的方式解決問題。

轉變生態發展方式：重塑“生態文化”和建設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促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展

在傳統發展觀那里，生產規模擴大、產值增加是最為重要的事情。盡管資源、環境對一個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但增長主義并不顧及粗放型生產活動對于資源使用、環境保護所造成的消極影響。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付出了資源過度消耗、環境嚴重污染的代價，致使資源有限性、生態脆弱性與經濟增長粗放性的矛盾十分突出，資源、環境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約束也愈益凸顯。原材料、能源短缺和對外部供給的依賴性加深；空氣、水、土地被污染的情形加重，持續的霧霾天氣，污染的湖泊、河流、地下水、田地乃至荒漠化的森林，都引起國內外高度關注。基于中國排放二氧化碳量大幅增長，國際氣候談判中要求中國加大環保力度、承擔國際責任的壓力增大。因此，發展方式轉變迫切要求由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型的經濟增長轉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

第一，轉變生態發展方式推動確立“生態文化”理念。污染、破壞生態環境與人們缺失“生態文化”有關，“與天斗、與地斗”、“人定勝天”、“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這些陳舊認知妨礙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倡導“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適應了當時調動一切因素大力發展生產力、盡快擺脫落后面貌的時代需要，但如今中國已從低收入上升到中等收入乃至從中上等收入向高收入攀升的階段，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理念要求我們處理好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關系，從過去單純追求GDP增長而不惜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舊俗套轉變到注重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經濟發展上來，這是從“增長文化”到“生態文化”的重大轉變。讓“不管白貓黑貓，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就不是好貓”、“善待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化”真正確立。

第二，生態發展方式轉變加速科技進步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上的應用。先進技術能夠減小資源消耗、浪費和對環境的污染、破壞，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它是緩解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緊張關系的根本之道。比如開發和使用低碳技術，是節能減排的關鍵途徑；技術創新對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更為重要。美國的“頁巖氣革命”是能源革命，也是科技革命。目前世界上新能源的技術競爭異常激烈。美國在發展清潔煤技術上占有先天優勢，德國重點發展低碳發電技術，英國重點研究可再生能源，中日兩國在太陽能與風能等能源上持續給力。新能源的開發利用對于傳統能源不足又面臨巨大環保壓力的發展中大國中國來說，意義非凡。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也必然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傳統經濟模式下，人們消費后的廢品燃燒或填埋，燃燒釋放大量的溫室氣體和毒氣，填埋造成地下水和田地污染。循環經濟模式下廢棄物經技術處理后再生利用，使經濟發展既減少對資源的開采使用，也由于不排放廢棄物而減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與破壞。清潔生產、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綠色產業和綠色消費等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途徑。

第三，保護資源、環境需要生態文明制度保障。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補償制度。可以說，這些制度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生態文明建構。其中，深化資源稅改革和實施環境保護稅，讓資源使用者、環境污染者付出補償成本，是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建設的重心。深化資源稅改革，由“從量”變為“從價”，提高資源稅稅負有利于限制資源消耗，促使人們在稅負傳導下注重資源使用中的節約，促進使用資源的廠商和消費資源產品的消費者有動力調整自身的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而開征環境稅，使用經濟手段迫使企業為排污造成的污染承擔成本，有利于淘汰污染企業和優化產業結構。因此，環境稅的征收標準一定要高于治理成本，還要借助司法力量嚴懲主觀惡意私排偷排的行為。

以上分析清楚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決非經濟改革的單兵突進，而是多領域改革的聯動、協同，且改革涉及國家治理的深層次問題。因此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有助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金磚國家”經濟發展及合作研究

摘 要：“金磚五國”自誕生以來，五國經濟明顯呈增長狀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金磚五國”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本文通過對比分析“金磚五國”經濟發展，對“金磚五國”進行經濟互補性分析，得出“金磚五國”在能源、技術和貿易等領域有很大合作可能的結論。

關鍵詞：“金磚國家”；經濟發展；經濟性互補分析；合作

一、“金磚國家”的含義

“金磚國家”一詞是在“金磚四國”的基礎上演化而來。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四國英文首字母拼出BRIC，而該詞與磚（Brick）類似，故誕生“金磚四國”。2010年12月，非洲大陸最大的經濟體南非正式申請加入“金磚”陣營，由此，金磚四國正式擴充為“金磚五國”，也稱“金磚國家”。

二、“金磚國家”領土、人口和經濟發展情況

（一）領土和人口情況

金磚五國中的俄羅斯、中國和巴西的國土面積分別位列世界第一、第三和第五，其余兩國印度和南非國土面積都超過100萬平方公里。金磚五國總體國土面積占世界領土總面積29.7%。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大國，人口分別達到14億和12億，巴西和俄羅斯人口均高于1億，南非人口不足5000萬。五國人口占全球總人口42.4%，人口結構上，印度兒童贍養率接近48%，其老人贍養率不足8%是最低，而其他金磚國家都在10%以上。相比已步入老齡化社會歐美發達國家，“金磚國家”的“人口紅利”優勢十分明顯。

（二）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對外貿易情況

1990-2014年的二十五年中，金磚五國GDP總體呈增長趨勢，金磚國家GDP占世界GDP比值穩步增加（見圖1）。1990-2000年，金磚國家GDP占世界GDP比重基本穩定于10%；2000年以后，金磚國家GDP占世界GDP比重不斷上升，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并有貿易規模不斷增長之勢。

金磚五國經濟每年大致呈增長趨勢（見圖2）。至2013年，金磚國家經濟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7.7%、2.3%、1.3%、3.9%和5.5%，基本高于同期世界平均的2.4%，2013年五國GDP占世界總量的21.25%。因此五國合作有利于經濟發展。

三、金磚五國經濟互補性分析

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對金磚國家經濟互補性分析主要是分析各國相互運用他國相對有比較優勢的技術、資金、原材料、能源等優勢來發展自己缺乏或有比較劣勢方面的經濟交流活動，期望市場經濟要素在此經濟活動中得到平衡。

金磚五國的經濟互補性主要表現在資源、產業結構、技術和貿易等方面。

首先，金磚五國自然資源和資本儲存豐富，種類多、數量大，各國在資源上有交叉重疊，但相對來說，各國擁有的比較優勢不同。其次，產業側重不同為“金磚”國家提供較大的產業合作空間。中國的加工制造業與其他四國相比優勢突出，因此中國與其他四國在產業結構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印度信息服務產業發達，屬于優勢產業，與其他四國合作產業結構差異較大；俄羅斯的農業與印度、中國、南非的互補性強，可加強合作；而俄羅斯和中國比，在能源上具有比較優勢。再者，技術屬于要素稟賦中的重要內容，經濟發展對技術研發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各國技術創新互補性明顯加強。最后，各國不同產品類別的貿易比較優勢不同，得出各國間存在貿易互補性。

四、金磚五國合作前景廣闊

首先，能源領域合作――俄羅斯是世界能源生產大國，而中國、巴西和印度在高速發展時期，對能源的耗費巨大；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依賴于石油，而巴西和俄羅斯是巨大石油儲備國。這些都為金磚國家在能源領域的合作提供基礎。與此同時，金磚五國也在不斷努力，中印兩國正在積極開發風能、太陽能等新型環保綠色可再生能源，做到能源的高效、清潔和環保。金磚五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開發為技術和貿易合作奠定基礎。

其次，技術領域合作――中國和南非擅長應用技術創新研究，而巴西、印度、俄羅斯更側重基礎技術創新研究。“金磚五國”的技術研究側重點不同就形成了相互之間的互補性優勢和弱勢所在，各國相互揚長避短，學習先進技術應用于實際生產。進而打破西方國家的在技術上的壟斷，縮小技術差距。目前，中國人口紅利下降，意味著正在失去廉價勞動力市場的比較優勢。因此，中國應利用與“金磚”國家的技術合作契機，將制造業基地向非洲大陸轉移，而南非的加入恰好為中國進入非洲這一巨大消費市場提供了便利。

再者，貿易領域合作――“金磚五國”在經濟上的互補型決定了貿易合作有很大空間。目前“金磚五國”都是貿易順差國，處于疲軟之態的內需發達國家毫無疑問必定會采取貿易保護措施來保護本國貿易，限制金磚國家貿易出口。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了，金本位制不在了，但是美國經濟的波動或者說美元的升貼水會給金磚國家和全球其他國家帶來各種經濟壓力。大宗商品價格會隨著美國經濟的波動而波動，而作為全球兩個大宗商品出口國的俄羅斯和南非其出口也存在打的波動。截至2014年3月末，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中國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95萬億美元。根據國際經濟學中外匯匯率可知：美元貶值則中國外匯儲備隨著縮水。同樣身為金磚五國的印度，其資本賬戶是對外開放的，貿易風險可想而知。

最后，金磚五國相比較分析可得：俄羅斯的傳統服務部門的貿易出口具有優勢，巴西在現代生產性服務部門優勢明顯，并且俄羅斯和巴西在專利權和特許權貿易方面也顯示出比中國和印度更大的優勢。中國貿易發展還是靠傳統的服務行業支撐，在生產性服務貿易逆差非常大，先進的知識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性部門不能帶動貿易的發展。南非地處非洲，其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如果將分公司開設在金磚國家，不僅能促進南非和其他金磚四國的貿易往來，更有可能開發非洲這塊不太成熟卻又潛力巨大的市場，進而促進金磚國家的貿易出口，帶動貿易規模擴大和經濟增長。而合作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南非可以引進其他金磚四國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來發展本國經濟，還可以引進金磚四國的現金生產技術的方法彌補本國技術落后的弱勢，最終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產業結構，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幅提高。金磚五國之間有很明顯的經濟互補性，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和劣勢，如果金磚五國選擇合作，取長補短，必定能刺激金磚五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產業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進而打破西方長期壟斷，縮小金磚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的產業結構的差距，從而進一步提高金磚國家的國際地位。（作者單位：云南財經大學）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發達國家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啟示

摘 要：低碳發展在發達國家實踐中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是世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帶來挑戰的共同選擇。從整體來看，發達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起步更早，政策工具呈現多樣化、綜合化特點，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在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方面，值得發展中國家深入研究和借鑒。通過分析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科技政策，對如何借鑒發達國家成功經驗，提出適合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科技政策措施。

關鍵詞：低碳經濟;科技政策;節能減排;經驗啟示

引言

英國于2003年頒布了《能源白皮書：英國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社會》，率先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都在探索適合本國的低碳經濟道路，經過不斷發展，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政策呈現出多樣化、綜合化趨勢。從其經驗來看，科技政策是其中重要的手段。為實現節能減排，促進社會經濟與環境共同發展，發達國家對其科技政策都做了較大調整，并取得一定成效，其經驗值得借鑒。

一、發達國家的低碳科技政策

總的來說，發達國家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可分為三大類：一是激勵低碳科技創新，對關于綠色生態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利用的活動在政策及物質方面予以支撐;二是促進低碳產業發展，重視低碳產業技術開發與創新，并在財政政策上向低碳產業傾斜，加大投入力度;三是將低碳社會建設納入國家建設層面，將低碳科技生活化，提高低碳文明理念的公眾認知度。

（一）大力發展低碳技術，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與開發新能源并重

低碳技術創新是提高能源效率，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動力和關鍵。從21世紀初開始，大力發展低碳技術、提高能效、發展新能源就是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首選科技政策。

20世紀70年代，經歷過石油危機后的日本，便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大力推動低碳技術研究和應用，這使得從1980―2008年的28年中，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了38%，居世界第一。英國政府2005年出臺了旨在鼓勵和引導碳捕集利用技術等科技研發與應用的《減碳技術戰略》，2009年7月又頒布了詳盡的《英國低碳轉型》國家戰略方案。而美國則不僅在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方面有巨額投入，而且出臺了一系列激勵措施推動美國低碳發展。2009年，美國政府用于新能源開發和利用方面的投資總額多達7 870億美元，主要用于發展可再生能源、智能電網、碳儲存和碳捕獲技術，并且了以發展新能源為重點的“美國復興和再投資計劃”。

（二）重視低碳產業發展，低碳財政政策助力產業結構升級

發達國家通過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改造和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產業，通過財政刺激手段促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鼓勵低碳產業發展。

在鼓勵低碳產業發展的財政措施方面，20世紀90年代初，北歐國家就開始實施能源調節稅或類似稅種，以期對高耗能產業進行改造。隨后，能源稅被逐步推廣到歐洲其他國家。荷蘭政府制定了專門針對中小企業的能效投資補貼政策，例如，熱回收、吸收式冷卻等低碳技術上的研發成本，可申請高達投資額25%的財政補貼。日本在2008年頒布《建成低碳社會行動計劃》，明確提出政府利用財政政策促進低碳技術產業發展，繼而出臺了低碳產業補助金制度等多項優惠措施，鼓勵企業使用節能設備，應用低碳技術。

（三）注重低碳城市建設，推廣低碳生活理念

低碳城市建設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發展低碳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很多國家都在國家層面推出了低碳城市建設計劃書，對城市在節能減排方面做了詳盡的規劃。不僅如此，西方國家還非常注意推廣低碳生活理念，使民眾參與到低碳社會建設中來。

丹麥也是以低碳社區建設的顯著效果成為低碳城市發展的典型代表。1980年，丹麥貝澤的太陽風社區建成。在該社區日常使用的能量中，30%來自太陽能，10%來自風能;供熱的能量來自于公用屋地下室設置的固體廢棄物焚化爐。丹麥在宣傳低碳生活理念、倡導低碳出行方面成效尤為突出。據統計，在哥本哈根有36%的人以自行車作為日常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在這個總人口540萬的北歐小國，自行車總數量超過了420萬輛，低碳生活方式已深入每一個丹麥人日常生活中。

二、對中國的啟示

（一）建立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創新體系

1.大力發展低碳技術，打造低碳品牌，提高低碳競爭力。政府要加強對低碳技術開發與應用的長期投入，構建低碳技術長期戰略規劃，加強國際間交流合作，加快成熟低碳技術的國際引進、消化與二次創新，引進國際低碳技術與提高低碳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并舉。整合現有低碳技術，鼓勵企業應用低碳技術，開發新型低碳產品，在產品創新與產品優化升級方面尋求突破，打造一批在低碳時代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品牌、企業品牌。

2.構建低碳經濟技術信息服務網絡體系。將全社會各個促進低碳發展的環節緊密連接，建立相關機構與合作交流平臺，形成從低碳技術最新研發動態、信息咨詢，到科技成果轉化整體聯動，建立低碳科技資源共享機制。可采取建立高等院校、科研單位與企業合作的機制，將科研院所與企業共同納入低碳技術信息服務網絡體系，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低碳科技共同體，合作開發低碳節能項目，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

3.建設低碳經濟創新型科技人才隊伍。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與動力在于低碳技術，而低碳技術的研究必須依靠創新型低碳科技人才，這要求我國必須格外重視科技人才的培養，著力打造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低碳經濟創新型人才隊伍。建立低碳經濟創新科技人才培育體系，通過政府、學校、企業提供適宜低碳領域科技人才發展的寬松平臺，完善創新人才選拔機制，運用多種形式的激勵機制，激發人才創新能力。

（二）構建低碳產業發展體系，優化產業結構

1.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能源結構。低碳產業體系既包括新興低碳產業的發展，也包括傳統產業技術改造與升級。這要求我國在發展低碳產業體系中，既要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新能源，同時也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減少傳統產業碳排放。在產業與能源結構調整中，要鼓勵和倡導節約能源資源的生產方式，加大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費比重，加速形成產業規模。

2.創新政策體制，促進低碳產業集群發展。與傳統產業集群“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發展模式不同，低碳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是“資源―產品―循環利用”，強調新能源的利用與綠色循環。在政府層面，可針對低碳企業出臺一系列優惠措施，如財政補貼、稅收減免、貸款優惠等財政鼓勵措施，引導企業開發低碳產品，最終使企業向低碳生產模式轉變，從而在外在激勵上促進低碳產業集群發展。同時，政府還可以建立量化指標和評估體系，頒布專項低碳產業集群經濟法，以促進傳統產業集群向低碳產業集群轉變。

3.加快完善我國碳排放交易機制。針對我國處于碳排放交易市場發展原始階段的現狀，政府和監管部門需制定相關政策標準，建立節能配額交易制度;同時，建立統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場，通過專業化的咨詢機構，發展環境金融事業，充分建立市場激勵機制，鼓勵金融與實體機構參與碳排放市場交易活動，并加強與歐美碳排放交易所交流，積極參與國際交易規則制定。

（三）宣傳低碳理念，全民參與低碳城市建設

1.提高全民低碳環保意識，轉變消費方式，倡導綠色節能消費模式。加大低碳環保宣傳行動力度，使人們充分認識到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對經濟社會及自身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從而促使公眾自愿自覺選擇綠色低碳消費方式，建立資源節約型消費體系，強化節約意識，鼓勵選擇家庭環保節能材料、提倡開環保車等，實現消費方式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將綠色低碳觀念轉變成公眾的具體行為。

2.細化低碳城市規劃，保障低碳社區建設。我國低碳城市建設尚處于探索階段，低碳城市規劃仍停留在宏觀策略層面。在保障低碳社區建設措施方面，可以通過立法、引入專門標準、設立專項基金等具體方法，如整合城市交通建設、土地混合利用規劃、創新社區內能源生產及使用模式、提高建筑節能標準、引入能效標簽制度提高家電節能效率等，從微觀層面保障試點低碳社區建設，不斷完善試點城市規劃，進而加以推廣。

結語

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勢已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認可，發達國家社會經濟基礎較好，加之在低碳發展方面起步較早，制訂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支撐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法規，形成了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體系，有力的推動了發達國家低碳社會的建設。我國實行低碳發展戰略才剛剛起步，在理論和實踐上尚屬于探索期，對于發達國家成功經驗要加以學習借鑒，同時也要緊密結合我國自身發展情況，提出針對我國國情的的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科技政策，進一步完善科技政策支撐體系建設，促進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和和諧發展，建設美麗中國。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金融業對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應對策略

【摘 要】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人的開始高度重視和關注國家金融行業的發展。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是一個無法替代的關鍵組成部分，直接關系到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因此，為了不斷推進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必須合理構思金融產業發展的戰略構想，進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充分發揮出金融業在產業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本文將進一步對金融業對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與應對策略展開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金融業；國家產業經濟；積極影響；應對策略

一、引言

當前是一個經濟全球化時代，金融業的發展要與時俱進，跟上時展的腳步。金融業穩定持續的發展能有效推動國家產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因此，國家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市場金融業的發展，積極發揮政府的促進作用，將政府與經濟市場相結合，充分發揮出金融業對產業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發現金融業在發展中存在的弊端，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去解決問題，提出科學合理的戰略性發展構想，從而起到更加積極的作用。

二、金融業發展中遇到的問題

1.缺乏合理制度

伴隨著金融業的不斷發展，為社會創造了越來越多的經濟效益，為大眾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崗位，在促進國家產業經濟發展上貢獻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我國未能充分了解掌握自身國情發展狀況，對于金融業與產業經濟之間的關系理解不夠透徹，從而導致在制定相關的行業規章制度時偏離軌道，未能遵循金融業發展的規律，管理制度不完善合理，不能全面發揮出金融行業的優勢，促進它的積極作用帶動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一旦金融業的規范制度無法與國情相吻合，就會影響到制度的執行力以及執行效率。

2.民間投資欠缺

由于社會大眾的金融投資觀念偏于落后，往往都是一種觀望保守的心態，導致民間投資的規模以及數量都偏差。而民間投資又是作為國家經濟發展過程資金來源的重中之重，民間投資的總規模數量直接關系到國家經濟發展的質量和速度。然而，在當前的金融資本市場上，大部分的融資往往來源于各大銀行，民間的資金流動不開，從而影響了民間資本的盤活效率，放慢了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腳步。

3.金融結構與產業融合不密切

要想促進國家產業經濟的不斷發展，就必須充分發揮出金融業在其中的積極影響作用。產業經濟的發展需要得到金融業的大力支持，然而由于金融業的制度不夠完善合理，在貸款審批程序上比較繁瑣復雜，未能充分認識到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導致金融業與國家產業經濟聯系度不深，貸款效率不夠高，致使產業經濟發展的資金來源不足，嚴重影響到產業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也無法發揮出金融業在產業經濟中的積極輔助作用。

三、金融業對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1.推動第三產業經濟

金融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重中之重，金融業的穩定持續發展能推動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如下表所示。伴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資本市場日益成熟，金融業發展得到了質的飛躍。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投資銀行的數量逐漸增多，金融企業要想不被社會所淘汰，穩穩立足于優勝劣汰的市場，就必須朝著現代科學化的方向發展。社會大眾的生活與金融業息息相關，人們熱衷于股票證煌蹲剩對于金融業的關注度以及參與度不斷加強，民間資本不斷涌入金融業。金融業快速發展能有效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讓整個第三產業的融資渠道變得更加豐富化，有更多資金成本去發展事業。

2.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在我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中，第一產業以及第二產業占據國民經濟的比重過大，而第三產業的發展遲遲得不到快速發展。然而隨著金融業的高速發展，實現了金融業的現代化科學發展，從而促進了整個第三產業經濟的發展，有更多的民間資本、技術以及資源開始進入第三產業，第三產業的結構得到了加強優化，受到了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金融業的發展也帶動了其他產業經濟朝著現代化、科學化的發展。例如，在山西省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金融行業的發展就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支持。下表為2001-2012年山西固定資產投資在3個產業中的對比。

從上表可以看出，金融市場的投資能夠基于山西當地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可以給山西產業經濟優化與發展提供更加優質的保障。

四、應對金融業對國家產業經濟發展的策略

1.建立完善金融業發展制度

金融業要想得到穩定持續的發展，制定完善合理的規章制度是首要前提。因此，為了最大化發揮出金融業在國家產業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金融業就必須制定出完善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起健全的金融管理體系。在制定金融發展制度前，國家政府必須充分認識了解到當前的現實國情，從國情實際出發，建立起完善合理的金融業發展制度，從而有效促進其他產業經濟發展。與此同時，還要保證金融業規章制度的規范操作流程，這樣能有效提高金融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率，更加促進其他產業經濟的不斷發展。

2.利用各種措施帶動民間投資

國民經濟的發展需要金融業的帶動，而金融業要想保持新鮮活力，就需要源源不斷民間資本的注入，只有這樣才能不斷促進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因此，金融業必須采取有效措施積極帶動民間投資的發展。第一，國家政府要不斷頒布合理政策大力支持民間的投資，通過建立金融領域的通道，優化各種投資渠道，實現民間資本的最大化利用。與此同時，政府的相關部門還要做好自身的帶頭作用，加強與金融市場的交流與合作，自身出面做擔保，讓社會大眾放心去投入資金成本，促進金融業的快速發展，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的穩定發展。第二，政府可以設立安全可靠的項目，去認真調查分析資金需求者的項目真實情況，再去承諾擔保，讓民間的資金進來。從而盤活民間的資本，充分發揮出民間資本的作用，帶動國家經濟的發展。

3.提升金融機構與產業融合

要想加強金融業與社會各產業之間的聯系，實現經濟的共同發展，就必須注重行業發展的創新改革。金融業可以通過采用直接投資其他產業的方式來帶動資金的流動，既為自身創造了收益，又帶動了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金融業通過合理去分析其他產業的發展優勢和前景，從而去選擇出發展良好的產業進行投資，不斷提高金融業資金的利用質量和效率，加強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聯系合作。與此同時，金融機構也可以出資與其他產業企業共同創立新的公司，帶動整體的發展。

4.創新金融服務推動產業結構調整

國家政府要高度重視金融業的發展，充分發揮出金融業在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作用。因此，要積極創新金融服務，不斷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首先，努力建立起健全的金融產業貨幣和投資決策機制，快速實現金融投資決策的現代化以及科學化，通過創建出和諧穩定的投資環境，讓民間資本不斷流入金融業，盤活民間資本，從而促進整個金融業的發展，推動其他產業的迅速發展。其次，金融機構應該響應國家節能減排的號召，加強與高能耗企業的合作交流，不斷優化產業的結構，減少企業的資源消耗，實現企業的環保綠色發展，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能有效促進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

5.建設健康的金融市場體制

金融業要想推動國家產業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就必須保證自身行業建立起健康和諧的金融市場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整個金融市場、股票市場以及證皇諧〉慕步發展。

金融業要加強金融市場的規范管理，不斷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實現各經濟市場的協調合作發展，建立起健全的金融管理體系。在債券市場上，要完善流動性的管理功能，建立起健全的債券市場信用管理機制，這樣才能起到債券市場的規范管理，不斷豐富債券的種類，讓民眾的選擇更加多樣化。與此同時，金融業也要不斷創新改革股票市場業務模式，積極擴大股票的業務范圍，為了讓中小企業快速成長，要充分發揮出創業板以及新三板的優勢。

6.完善金融行業法律法規

要想實現金融業穩定持續的發展，國家政府要充分掌握了解國情以及行業發展情況，從實際出發不斷完善金融行業的法律法規，促進整個行業和諧穩定的發展，從而帶動其他產業經濟的發展。早在1993年，國家就對金融企業的經營管理宏觀層面出臺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金融許可證管理辦法。二是國家銀行法律法規得到了不斷完善，主要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服務價格管理暫行辦法以及商業銀行操作風險管理指引等各種銀行法律法規。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能有效促進金融業和諧穩定的發展，推動整個國家產業經濟的發展。然而，金融業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的弊端，當前的法律法規仍然無法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還需不斷努力去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規，保證金融業的持續發展。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要想不斷促進國家產業經濟穩定持續的發展，優化市場產業經濟結構，提高產業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率，國家政府就必須充分認識到金融業在促進我國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及時發現金融業發展過程存在的各種問題，從而提出應對的戰略性措施，解決金融業的發展弊端，實現金融業與國家產業經濟發展融合在一起。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論經濟發展中的政府行為的國家比較

摘 要：一個國家的政府行為對本國的經濟發展起到關鍵指導作用，經濟學家以兩只手即“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系來比喻政府干預和市場對資源的調節作用，從而分析政府行為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本文就不同類型政府行為的特點，以及干預市場的態度和優缺點，并介紹典型代表國家的具體做法，同時分析影響選擇政府行為的因素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關鍵詞：政府行為；政府干預；經濟發展

一、政府行為的概念和分類，以及分類特征

（一）政府行為概念及其分類

政府行為是一國政府代表國家進行的一系列的管理活動，政府行為常被定義為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不同國家的政府行為方式存在著差異，但都對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起到關鍵作用，包括制定和實施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務、制定和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收繳財政收入和制定再分配政策等。按照“積極”和“消極”干預市場的觀點大致可以將政府行為分為三類。即有計劃地進行經濟趕超為目的的趕超型政府行為、公平和福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型政府行為和以盡量接近完全競爭市場為目的的自由競爭型政府行為。每一類型的政府行為都與采納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都有其特點。

（二）以有計劃地進行經濟趕超為目的的趕超型政府

選用這種類型政府行為的國家大都是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由于市場經濟發展不充分，市場調節機制不健全，無法完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作用，因此，需要較為強有力的政府干預來補充。采用趕超型政府行為的政府通常對國家經濟進行指導性的干預，積極推動出口，相信通過有力的政府行為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經濟發展初期能夠取得巨大進步，在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方面效果明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生產力提高與政府干預程度過大產生矛盾時，政府干預市場將阻礙資源的配置，這時就需要對政府干預程度和領域進行適度的調整和修改。屬于這類行為方式的國家有印度、東亞以及一些拉美等國，代表國家是印度。當1947年印度獨立之后，印度總理尼赫魯認為必須要采用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才能促進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并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在尼赫魯時期印度政府推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實行進口替代、實施有步驟的計劃經濟和以公營經濟為主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80年代末印度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對矛盾，印度政府調整了政府干預范圍，設定經濟改革目標為“印度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大力吸引外資和推行國企私有化。這次政府行為的調整給印度經濟發展帶來了春天，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果。

（三）以公平和福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型政府

采用這種類型的國家多數市場經濟發展充分，政治、經濟、文化等相對較為穩定，且市場主體都能夠較好地遵守市場秩序，讓市場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政府將投入更多精力用于實現社會公平，并且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這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有德國、英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其中德國是典型的代表國家。德國政府推行市場的自由競爭，但嚴格控制市場壟斷行為。政府建立較為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對傷殘、意外事故和失業等情況的保障制度制定的相當完善，社會保障范圍較廣。德國政府還重視工會制度，做為解決勞資矛盾的主要途徑。但是這一類型的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壓力過大，政府財政供需矛盾突出。適度收緊福利支出，平衡財政收支是社會福利型政府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四）以盡量接近完全競爭市場為目的的自由競爭型政府

這一類型的代表國家是美國，政府相信市場能夠完全發揮資源的配置作用，政府的干預程度減到最低，政府僅僅在一些重要的行業進行有限的干預，僅保留較少的、規模不大的國有企業，同時建立相當健全的法律體系規范市場行為。與以公平和福利為目的的社會福利型政府相比，最大的區別就是這類型政府財政再分配的資源很有限，社會保障和福利較少，完全依靠市場調節和自由競爭。美國的政府管理模式同樣存在問題和缺陷，充分的自由競爭導致貧富差距較大，社會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失業，例如2008年的美國經濟危機，失業保險基金支出過快上漲，給美國財政帶來較大的支出壓力，因此需要適度調整政府行為，平衡社會關系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二、影響政府行為模式選擇的因素以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

各國文化存在差異，文化影響著國家行為的選擇。歐美國家崇尚自由，由此發展起來了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同時，歐美國家認為人性本惡，法律法規從嚴約束當權者的施政行為，以減少濫用職權，影響個人自由。而政府官員面對較為嚴格的管理監督政策，也會選擇較少作為。因此，歐美國家傾向于選擇自由競爭型和福利型政府。而亞洲國家崇尚儒家思想，形成了集體主義和崇拜權威。亞洲國家更加依賴政府的管理，很多管理訴求都投向政府，因此，亞洲等國家更適合選擇趕超型政府管理方式。不同的政府行為都受到國家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但是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社會文化的變化，政府行為自然也要隨之調整。80年末的印度政府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經濟變化之后的政府行為的改變。

（二）國家的民主政治進程

歐美國家大都選擇資本主義作為國家的統治思想，資本主義推崇民主制，個人的利益受到保護，在政府行為的選擇上也就更傾向于由市場進行資源調節支配的自由競爭政府和福利型政府。而部分亞洲、拉美等國是從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狀態中解放后成立的，國家管理思想中還殘存一定的政權統治元素，在推行民主政治方面相對落后，國家更容易形成較多干預的政府管理模式。民主政治與經濟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關系，民主政治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環境，經營者更愿意在政治穩定且自由的環境里投資發展。而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也會要求政治擴大民主范圍，使得政治能夠與經濟相互協調。而民主政治決定了政府行為，也就是經濟發展與政府行為的選擇關系。經濟發展水平由低到高，也就同樣要求了政府干預市場的程度要由強到弱，不斷適應經濟發展狀況。

（三）現代化發展程度

現代化的發展程度說明了國家生產能力的大小，間接地決定了市場的發展程度和經濟制度的健全程度。歐美國家開展工業革命較早，早在18世紀70年的英國等歐洲國家就開始了工業革命。發展到今天，歐美等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了，相應地市場經濟的規范程度也很高，政府完全可以信賴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因此，政府減少了對市場的干預程度。而部分亞洲和拉美等國家工業化起步晚，現代化程度低，市場經濟秩序還不穩定，完全依靠市場調節經濟不可能，也不現實，必須要依靠一定的政府干預，才能保證經濟的平穩發展。同樣，隨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政府可以信賴市場的調節作用，這時，可以減少政府的干預程度，實行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行為，適應經濟的發展。

三、結束語

政府行為與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不同國家間政府行為的比較可以看出，不同的歷史文化、民主政治和現代化水平都影響著政府行為的選擇。總之，選擇一個合適的政府行為，就是要適應國內經濟的發展水平，實現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標。（作者單位：西安統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黑龍江省委農村工作會議強調 深入學習貫徹中央精神深化改革轉方式調結構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帶動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

黑龍江省委農村工作會議于2015年2月11日在哈爾濱召開。會議深入貫徹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全面落實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省委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研究依靠改革創新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舉措，安排今年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

省委副書記、省長陸吳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農業戰線付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感謝。他說，省委高度重視這次農村工作會議，省委常委會議就開好這次會議，做好今年農業農村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領導下，全省農業戰線共同努力，糧食產量實現“十一連增”，農民收入持續增長，糧食生產、水利建設、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業科技水平都有新的提升。這些成績是靠勤奮和智慧干出來的，是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為生產力水平提高創造條件實現的，不僅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全省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陸昊強調，在糧食多年豐收、產量大幅提升的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全省農業持續發展，要把中央要求和龍江實際緊密結合，找準新的目標和方向。要認真學習領會中央精神。認真學習領會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特別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有關農業發展的重要指示；要認真學習領會總理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明確要求和具體部署。學習領會貫徹中央精神要找準內在關聯點，緊密結合龍江實際。推動各項工作要緊緊圍繞全省農業整體發展目標。當前，要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帶動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作為全省農業發展的整體目標。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由龍江資源稟賦和過去多年在農業生產領域積累的堅實基礎決定的，不僅要保證糧食產量，更要保證糧食綜合生產能力。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以建設億畝生態高標準農田為載體和目標，實現從追求糧食產量向提升糧食高標準綜合生產能力轉變。帶動經濟發展就是要充分釋放糧食大幅增產誘導出來的優質高效農業、畜牧業、食品加工業、涉農服務業及城鎮化的發展潛力。提高農民收入就是要充分體現發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斷改善民生，通過各種方式把提高農民收入當作“三農”工作的重要目標和落腳點。

陸昊強調，要深刻領會中央關于“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加強農業改革創新力度，將其作為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按照國務院批復的兩大平原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整體要求，“五大改革創新”要繼續堅持，創新農業經營主體、創新農村金融保險服務要不斷深化，創新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創新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社會化服務要有所突破。要在繼續堅持把水利、農機、科技作為推動我省農業生產力發展重要途徑的基礎上，把農業生態保護和建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作為當前的一項重要工作。不僅要加強水利、電力、道路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更要在農業生態建設上做符合實際、不斷提高標準的努力，加大水土保持、黑土層保護、必要的退耕還林、面源污染控制、化肥和農藥合理限制使用等農業生態保護工作力度；要加強農田水利建設，根據可行性增加水田面積，現有水田要多用地表水替代地下水；農機補貼要公正、透明，靠市場機制和專業化提高整體綜合利用效率；農業科技要集中力量在解決難題上下功夫，比如農作物品質提高、跨積溫帶品種改良、大米口感改善和秸稈綜合利用等。

陸昊強調，調整農業種植結構要立足于提高農民收入，豐富農產品深加工和食品工業發展的品種。要特別注意在國際國內農產品兩個市場背景下考慮問題，突出市場導向，強化營銷，堅持尊重農民意愿、加強政府引導的原則。加強政府引導就是要引導激發農民通過調整種植結構提高收入的動力，適應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國際國內農產品兩個市場價格和產量不斷變化提出的新要求，使廣大農民看到、找到調整種植結構之后的市場機會、提高收入的機會，要善于把大道理變成小道理，做好典型示范。

要大力推動由“種得好”向“賣得好”轉變，轉變思想觀念，加大營銷力度，變“等著收購”為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主動推銷，賣出好價格。要高度重視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產品銷售至關重要的品牌信用和渠道信用，不能泛化強調農產品的地理標識概念，更要努力培育和打造龍江高品質農產品品牌；要以品牌為載體，建立穩定的供銷渠道，有效形成收入增長空間。各級政府涉農部門要強化隊伍中的營銷力量和營銷意識，組織合作社和基層組織負責人了解掌握農產品在各個批發、再批發、零售環節的價格差，研究探索市場化加工生產、經營的營銷主渠道。省政府今年將繼續推動建設龍江農副產品、綠色有機食品大型批發市場，形成規模效益，促進產品營銷。要繼續大力發展畜牧業，在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科學管理上下功夫，以高水平的規模飼養，生產出更多的高品質肉、蛋、奶。

陸昊要求，要通過農業現代化為城鎮化建設創造條件，帶動全省城鎮化發展。要把從農業生產解放出來的勞動力投入到市場化的社會化服務和經營環節中，產糧大縣發展要與小城鎮規劃緊密結合，要與農墾、森工發展相結合。各級農業部門要進一步加強隊伍建設，農業戰線的干部要強化科學理性精神，在懂農業、熟悉糧食生產的基礎上，熟悉市場經濟規律，增強品牌、渠道和批發、零售、產業鏈、銷售鏈等意識，了解把握專業化、合作、資本市場和規模效益等重要問題。

陳潤兒在講話時強調，按照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要求，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省農業農村工作要以“構筑農業新優勢，加快農業現代化”為主線，突出抓好三項重點工作：一是要深化農村體制改革，激發農村經濟活力；二是要調整優化農業結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三是要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保障國家糧食安全。陳潤兒圍繞調整優化農業結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指出從全省實際情況來看，農業結構“不調”是不行，必須統一認識，主動調整。從產品供需的矛盾、農民增收的壓力和資源環境的制約來看，結構調整已十分迫切。農業結構“慢調”也不行，必須搶抓機遇，加快調整。良好的市場機遇、廣闊的投資機遇和更多的政策機遇為農業調結構、轉方式提供了發展機遇期，必須牢牢把握，力爭取得突破。農業結構“亂調”更不行，必須尊重規律，合理調整。堅持因地制宜、科學布局、合理調整，務求把全省農業優勢調強、產業調大、布局調優、效益調高。要以尊重農民意愿、堅持市場導向、發揮比較優勢、促進融合發展為基本遵循，調整產品結構，促進農業由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轉變；調整種養結構，促進農業生產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業單一發展向三次產業融合發展轉變；調整要素結構，促進農業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進而推動全省調整農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健康開展，走出一條“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呂維峰要求，全省各地要深入學習貫徹此次會議精神，結合本地實際，明確任務目標，抓好細化落實，認真做好今年農業農村工作。

會議分組討論了《中共黑龍江省委黑龍江省人民政府關于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討論稿）和《關于調整優化農業結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意見》（討論稿）。

（黑龍江日報）

國家經濟發展論文:國家與社會視野下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對策

摘 要：我國當前國家與社會關系正朝著相互影響的互動演進，而我國農村集體經濟卻仍處在一種政府、自治組織、經濟組織相混合的管理模式，存在著政經不分和政社不分、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缺失、土地產權關系模糊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應當采取政經分離、賦予經濟組織法人資格、明晰土地產權關系等相應對策，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關鍵詞：國家與社會；農村集體經濟；問題；對策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以來，農民家庭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但集體組織經濟發展則不明顯，集體組織的經濟實力甚至還有所下降，同時，經過30多年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高原期”。鄉政村治體制的確立、村級治理模式的變遷，在實踐中并沒有徹底改變集體經濟與政府、社區的關系，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并不十分明顯。隨著農村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資本對農業的滲透，農業企業、鄉鎮企業突起，我國農業經濟正逐步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如何堅持集體經濟在我國農業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發揮集體經濟的重要作用，成了學界當前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試圖在“國家與社會”視野下，通過對我國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問題進行分析，提出發展對策。

一、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

當前的農村集體經濟是由時期的集體經濟發展而來，有鄉（鎮）、村、組三級，仍處在一種政府、自治、經濟組織相混合的管理模式。經營體制是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制度；經營主體主要有集體組織和農民家庭、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經營性農業服務組織等。總體上看，集體組織經濟實力下降、集體經營弱化，發展遲緩；農民家庭經濟雖發展強勁，但后勁不足；農民家庭與集體組織之間呈現出一種離散關系，表現出明顯的“小農經濟”特征。具體表現出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集體組織經濟實力有所下降。主要表現為集體組織的集體經營弱化和部分鄉村企業關閉或出租、轉包。從每村擁有集體資產量、年內可分配收入及集體經濟收益情況等方面看，2000年，每村擁有集體資產150.9萬元，比1999年減少2.6%，其中擁有生產性固定資產66.2萬元，基本與1999年持平；每村年內可支配收入為19.37萬元，比1999年減少0.9%；有集體經濟收益的村388 997個，占匯總村數的53.9%，有近一半的村沒有集體經濟收益。2006年，全國農村村組集體所有年末生產性資產原值為4045億元，比2005年減少16.2%；每村年內可支配收入為39.8萬元，比2005年減少3.2%；有集體經營收益的村為258 813個，僅占匯總村數的43.1%，比2000年減少了近10%[1]。也就說，在全國有50%左右的村集體沒有集體經營收入，集體收入主要依靠財政補貼、土地和集體資產出租等有限來源，經濟實力較差，發展艱難。

第二，經濟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在：一是集體組織內部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集體統一經營的弱化和農民家庭經營的絕對強勢。如從2002至2006年村組集體經營收入與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情況來看，村組集體經營收入分別為：13 987.7、15 225.7、15 547.3、16 565.3、18 309.2億元，在農村經濟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別為：12.0%、11.6%、10.3%、9.5%、9.1%；農民家庭經營收入分別為：59 992.0、64 908.8、72 827.6、81 051.5、90 451.3億元，在農村經濟總收入中所占比例分別為：51.4%、49.3%、48.2%、46.2%、45.2%[1]。二是村級集體組織之間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以村為單位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的階梯性差距上。從2007年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情況看，農村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村383個，占匯總村數的0.06%；在1 000-3 000元的村，占34.8%；在3 000-5 000元的村，占40.9%；在5 000-10 000元的村，占20.7%；10 000元以上的村有11 054個，占1.8%，其中在30 000元以上的村有107個[2]。并且，這種差距和分層并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暫時現象。

第三，農民家庭仍然是經營主體的主力軍。農民家庭作為組級集體經濟的基本細胞，是集體經濟的經營主體，具有經濟實體的性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運行的一個重要主體[3]，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農民家庭迅速成為集體經濟經營主體的主力軍。1983年底，97.8%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了包干到戶，涉及農戶總數的94.5%，2000年，全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村數為717 047個（當年匯總村民委員會數為722 745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的農戶為22 219.1萬戶（當年匯總農戶數為23 127.6萬戶）[1]。截至2011年底，家庭承包經營農戶為2.288億戶，比2010年底增長0.14%[4]。

第四，經營主體的新變化。隨著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經營主體在原集體組織、農民家庭基礎上，相繼出現了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經營性農業服務組織等新形式，正在逐步形成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共同發展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僅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例，2011年底全國總數已達50.9萬個[5]，2012年3月底為55.23個[6]，到2013年3月已超過73萬個[7]。

二、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政經不分、政社不分

我國當前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帶有明顯的國家社會一元結構痕跡，政府機關、自治組織、經濟組織三者黏合在一起，集體組織至今尚未完全獨立，政府與社會、經濟的關系也就沒有完全理順，政社不分、政經不分。政府機關與自治組織、經濟組織，自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也就沒有分開。

集體經濟組織是一種非獨立的、依附于農村基層政府機關和群眾自治組織而存在的經濟組織。從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來看，合作化時期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獨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時期雖然政經、政社合一，但、生產大隊、生產隊分別屬于農村三級集體經濟組織的名稱，但當前的鄉鎮政府是農村基層政府機關，村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村民小組也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的細分單位，集體經濟組織成了一種非獨立的、依附于這些組織而存在的經濟組織。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農村基層政府機關，但同時還擁有集體土地和鄉辦企業等集體資產，鄉鎮級集體經濟仍然存在，鄉鎮政府實際上就是本級集體經濟的管理者，政經不分；村委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同樣擁有集體土地和村辦企業等集體資產，也是一級集體經濟，同時，受“強國家――弱社會”的影響，村委會還具有鄉政府派出機構的職能，成了實際上的農村基層“準政府機關”，政府、社區、經濟三者的黏合表現尤為突出，政經不分、政社不分、村治與經濟不分；村民小組是由時期的生產隊發展而來，作為農村集體經濟基層組織，是農民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等農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人，同時也是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農民具有社區成員和集體成員的雙重身份，村治與經濟同樣沒有分開。

因此，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管理的現行做法是由鄉、村、組干部代為行使，村委會成了三個組織、一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綜合性組織，政府、社區、經濟三者沒有分開。村級集體經濟既承擔了行政、社區的職能，也承擔了行政、社區的管理和建設開支。這種做法容易導致集體生產經營活動受行政干預；集體組織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分散；集體經濟利益受損等現象的發生。

（二）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缺失

市場主體有法人和非法人之分，二者之間的權利存在很大差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的缺失，限制了集體組織的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突出表現在農村集體組織不能在工商部門登記取得經營資格，也就不能獨立開展經營業務；不能在國家質量技術監督部門取得組織機構代碼證，就沒有依法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的通行證，也就不能在銀行開賬號，難以從金融部門獲得貸款，不能在稅務部門申請購買稅票等。這些都使得農村社區集體組織只能依附在其他經營主體上，只能將其資產以入股、承包、租賃等方式參與其他經營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而成為難以壯大的“小矮人”[8]。

（三）土地產權關系模糊

對于農村土地所有權，我國法律規定是清晰的，《憲法》規定屬于集體所有，《土地管理法》進一步規定為農民集體所有。對于農村集體財產所有權，我國法律規定也是清晰的，《民法通則》規定：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屬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包括法律規定為集體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集體所有的財產受法律保護。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雖然賦予了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但由于受政社不分、政經不分的影響，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仍然存在模糊的事實，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土地產權主體模糊。首先是主體認識模糊。由于農村集體組織不獨立，依附于行政機關和群眾自治組織而存在，政經不分，容易產生土地所有權人不是集體而是國家的模糊認識。其次是行使主體模糊。由于集體組織的非獨立性，加之現行法律體系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主體規定也不明確，集體土地所有權由鄉村干部代為行使的做法，行使主體變得模糊。再次是主體關系模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鄉、村、組三級，它們分別擁有不同的土地所有權，三者又是一種上下級關系，而且土地產權邊界模糊，使得三者之間的關系模糊不清。

二是集體與農民之間土地產權關系模糊。集體和農民對農民的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如何行使所有權，農民對集體所有的其他土地和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如何行使所有權等一系列關系模糊，尚未完全厘清。

三是土地所產權不能充分行使。一方面，土地作為稀缺資源，國家對其實行嚴格的政策保護和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對集體土地所有權的限制性規定明確而具體，保護性規定相對模糊抽象，加之國家征用土地制度設計不夠細致和行政干預等原因，使得集體土地所有權得不到尊重[9]，有些土地限制政策甚至超越了限制的界線。另一方面，由于集體與農民之間土地產權關系模糊和現行的做法，使得集體和農民在土地所有權的行使上，難以充分表達所有權人意志，挫傷了農民維護土地權益的積極性，只有當集體利益受損并影響其個人利益時，才會聯合起來共同維護，如集體上訪、阻工等。

三、發展對策

（一）政經分離

政經合一，是國家社會一元結構的產物，政企分離問題，在國有企業已經解決。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經分離問題，在1982年《憲法》中曾經做出過規定，要求設立鄉人民政府和鄉農業合作經濟聯合組織。但是到1984年底我國基本完成由社到鄉轉變時，由于全國絕大部分農村地區已不存在集體生產經營活動，所以鄉農業合作經濟聯合組織一直沒有建立，政經和政社不分一直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存在的一個問題。

因此，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首先應該是解決政經分離、政社分離問題，實現政府、社區、經濟三者分開。通過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相分離，成為獨立的經濟組織，解決政經不分和政社不分問題，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真正擁有生產經營自主權的、獨立的市場主體。

農民專業合作社雖然也是獨立的市場主體，也能解決集體經濟的獨立問題，但存在著缺陷，即只有當集體組織的所有成員統一加入同一個合作社時，原集體組織才能成為新合作社組織，問題才能得以解決。但問題是根據《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之規定，同一集體成員按自愿原則，可以加入不同的合作社，這樣原集體就仍然存在，仍然不能成為獨立的經濟組織。因此，應該在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同時，還要解決原集體組織的獨立問題。

廣東南海區所推行的社區黨組織、村（居）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五分離”的“政經分離”改革，是一個大創新，改變了原基層黨組織、自治組織和經濟組織黏合在一起的“政經不分”管理模式，標志著農村體制改革已闖入深水區，為新一輪農村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關注。

（二）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

通過立法或修改現有法律，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作社法人或公司法人資格，使其具有市場主體法人資格。雖然已有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所規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具有法人資格，現有農村集體組織也可以依法登記取得法人資格，但公司法人的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程度更高，應該讓較發達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公司法人資格，成為現代企業。

比較《民法通則》之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是具有法人條件的。一是依法成立。這不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自身問題，而是法律規制問題。二是有必要的財產或者經費。集體組織擁有農村土地，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出讓、租賃、入股，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耕地的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擔保和入股，土地作為農業生產特殊的生產資料，當然是財產，并且在工業化、城鎮化的進程中不斷升值，除此之外，還擁有公益性與經營性等固定資產，為數不少的發達集體還擁有一定數量的經費。三是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實際情況是盡管集體經濟組織不獨立但都一直保留了名稱、組織機構和場所，至于名稱和組織機構是否符合要求，則可根據新的法規重新命名和組建即可。四是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雖然國家對土地所有權有限制性規定，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可以入市、出讓、入股，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可以入股，同時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主要取決于法人財產，不能因為部分集體經濟組織不具有，而否認所有的都不具有。

在農業經濟多種所有制結構中，集體經濟居于主體地位，引領農業經濟的發展方向；集體經濟組織還擁有農村土地，這是其他農業企業無法比較的優勢；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進程中，都應該賦予集體經濟組織公司法人資格。

（三）改革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明晰土地產權關系

造成當前農村土地產權關系模糊的原因很多，如集體經濟管理體制、經營制度、土地制度、組織治理結構等，但主要是土地制度。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經營制度，實現了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但在當前以土地流轉為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中，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土地產權關系模糊問題，對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改革，應該從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內容分離轉移到所有權上，在國家、集體和農民之間重新分配所有權。

從當前農村土地產權關系來看，土地所有權屬于集體，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的使用權屬于集體成員。可以抵押、擔保和入股并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流轉等權在內的土地經營權，實際上就是所有權。基于當前現狀，應該設立“集體土地兩極所有權”：一級所有權歸集體所有；二級所有權歸集體成員所有。

綜上所述，根據當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和存在的問題，應當采取政經分離；賦予集體經濟組織法人資格；改革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明晰土地產權關系等相應對策，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鼓勵發展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和農民家庭經濟；鼓勵集體組織以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鼓勵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