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七十年來,中國藝術史論圍繞怎樣評判齊白石(1864年—1957年)花鳥寫意,一顯一隱地糾纏著兩條路徑。其中,'以論帶史''以論代史'為標識的蘇式路徑之特點,是在用蘇聯理論模式把齊白石虛構為'人民畫家',強調是齊的貧農身世造成了其繪畫的民間趣味暨工筆寫實(近乎'現實主義')。其始作俑者是王朝聞,這一路徑自1952年至2013年,至少綿延了六十余年,堪稱顯性'主流'。另一條非蘇式路徑之標識是'以史鑒論''論從史出',其要害是解構'人民畫家'說,還齊白石在藝術史的本來面目,證明齊之所以成為'齊白石',關鍵在其'衰年變法'(1920年—1930年),遂使其'畫法'(技)從簪花工筆變為寫意粗筆,其'畫風'(藝)從冷逸寒鳥變為紅花墨葉(溫情蟲草),其'活法'(道)從湘土畫匠變為吳昌碩(1844年—1927年)后足以標志中國現代水墨之高峰的世紀傳人。這條隱性'邊緣'路徑的代表是齊白石本人,其生前留下的《白石老人自傳》《齊白石詩集》《談藝錄》作為非造型性文獻(史料),當能啟示后學從中讀出另一條真正無愧于中國藝術經驗的史學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