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時代背景下,除了傳統的軍事制衡戰略,在國際政治中,大國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的形式進行戰略互動與競爭。國際秩序轉型更增強了主導國與崛起國之間的制度制衡。本文關注的研究問題是,為什么中國這樣的崛起國會選擇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而作為主導國或守成國的美國卻實行旨在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本文認為,制度紅利的變化影響著國家對不同制度制衡戰略的選擇偏好,這是制度競爭過程中國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選擇。隨著美國在現有國際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紅利'不斷下降,它更有可能選擇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戰略,包括退出現有多邊機制以及建立對其有利的新的國際機制。相反,隨著中國在現有國際機制中'制度紅利'的增加,中國更有可能選擇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戰略。通過兩個案例,即美國奧巴馬政府在建立TPP期間所實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國成立亞投行期間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進一步檢驗了'制度紅利—制度制衡'的理論模型。制度制衡將成為21世紀國際秩序轉型期間中美之間戰略互動的一種新形式。